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女子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女子文学发展与女子教育有著必然的关系。通过教育,涌现了一大批能诗会词的才女,进而推动了女子文学的发展。北宋诗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他称赞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妹妹（张奎妻）、女儿（吴安持妻）、侄女（刘天保妻）能文工诗，佳句颇多，“皆脱洒可喜”。司马光曾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诗歌，执俗乐，殊非所宜也。”也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当时这些女诗人的作品大多没有很好的保存，更谈不上流传于世。
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入选的诗作者中，妇女多达106人。至于其出身，相当广泛，上自皇后，下至*。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98至100，集中地著录了22位妇女的墓志铭，其中写明“好读书，能文章”的便有8位。如果说王安石因尊重妇女而受喝彩，那么程颐则以歧视妇女而落骂名，但程颐家里的妇女同样能文。他的母亲“好读书史，博知古今”；侄女“自通文义”、“喜闻道义”、“发言虑事，远出人意”。岂止王氏、程氏等大家妇女，在下层中间也涌现出一批女医生、女棋手、女艺人以及女致富能手。南宋末年陈普《古田女》诗云：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霜。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她们显然赚了大钱。此外，如比阳（即今河南泌阳）王八郎妻被丈夫遗弃后，因善于经商而获得厚利，“蓄积盈十万缗”。这些妇女成天穿梭于市场上，并颇有才干，可以肯定她们有文化，绝对不是文盲。
宋代才女较多，与当时并未完全剥夺妇女获得文化的权利有关。欧阳修编写《州名急就章》，他在序中自称，其目的在于“以示儿女曹”。朱熹“病《女戒》鄙浅”，打算另编一部，“以配小学书”。在他拟定的篇目中，有《讲学》。妇女被作为教育对象，固然主要是为了向她们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如程颐的母亲“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但教育子女的重任主要落在作为母亲的女性肩上，也是个重要原因。如参知政事贾黄中博学多闻，宋太宗召见并称赞其母亲王氏：“教子如此，今之孟母”。参知政事苏易简才思敏捷，宋太宗询问其母亲薛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的回答是：“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宋太宗夸奖道：“真孟母也！”。孙昌龄考中进士并官至御史，把成绩归于其母亲杨氏：“吾母能诲我也”。妇女如果没有文化，很难承担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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