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嘉靖二十年同登一甲,赵鼎和齐汉生二人的命运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按国朝授官制度,两人与那一科的一甲二名榜眼张翰直入翰林院任职。齐汉生家贫,甫入官场就进了翰林院那样的清望衙门,那么一点菲薄的俸禄既要供养老母妻子,还要支应门面,实在过得艰难,赵鼎不但买下了一所小宅院“借寓”给齐汉生,还时常不动声色地接济他。嘉靖二十三年,赵鼎策动那一科的进士联名上疏谏诤新政得失,齐汉生慷慨署名,与赵鼎一同被廷杖罢黜,削籍为民。其后不久,隐居乡里的两人又一同落入江南叛军之手,被挟裹到了南京,赵鼎因当面直斥那帮谋逆的勋臣显贵而身陷大狱。齐汉生不顾个人安危,在外四处为他奔走号呼,最后也被恼羞成怒的勋臣显贵投入死牢,险些与赵鼎一同断送了性命。有了这么多生死与共的经历,赵齐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都被朝野内外清流官员士绅视为国朝后起一辈中堪称一时瑜亮的翘楚人物。

但是,连齐汉生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从何时起,他的心中竟对赵鼎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感情,更感到赵鼎在无形之中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他也承认,论才情论风骨,身为状元的赵鼎都在他之上;另一方面,他却不甘心被朝野内外视为赵鼎的附庸,想独自做出一番成就,即便不是为了压过赵鼎一头,也要向世人证明,自己并不比赵鼎差……

正是在这种复杂心情的驱使下,齐汉生将此次外放苏州看得很重,认为这是皇上给了他和赵鼎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苏松二府相互毗邻,民情习俗相近,苏州还要更为富庶一些,眼下又都遭了灾,如何能在赈灾安民的同时,顺利推行皇上苦心孤诣谋划多年的改稻为桑之国策,就要考验两位新任知府的治国理政才能了。因此,尽管在赴任的路上,齐汉生对于“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已大致考虑停当,可他丝毫没有向同行的赵鼎透露半点口风。其后,当他将方略拟文呈报应天府之前,他也没有去信征询赵鼎的意见。

由己推人,赵鼎是否因此衔冤生恨,虽说建议他勘察河道以求得君父宽恕,却不愿意看到他克成改稻为桑之大功,便不肯把“开衙放告”这一绝地反击的良策传授给他?

想到这里,齐汉生心中苦笑一声:功名心人皆有之,无论是自己,还是崇君兄那个名满天下的状元郎,都未能免俗啊……

不过,圣驾不日即将驾幸苏州,可谓生死一线,刻不容缓,齐汉生顾不得再想这些无谓亦无益之事,对许三说:“你快去将二老爷他们几位请到府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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