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这是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同学们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龄才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直接给拉进兵营，套上军装的。套上军装当天，他得到一把长枪、一条子弹带，然后被拉到打谷场上，学了几个刺杀动作，操练了几个射击姿势，就被拉到了南京。他连一枪都没有捞到放，因为长官说子弹太金贵，都留到战场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只捞到放几枪，就挂了彩，整个大部队投降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十五岁的一条命，也差不多结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伤很重，挨了四刀，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因此这条腿像是他身体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无力而碍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枪杀，以及他们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最开始，戴少校一问他，他便说：“提它呢？娘那×，老子可没那么窝囊过！”或者说：“啥也不记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点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诉少校，酒当然是教堂浮财，是女人们偷出来给军人们的，那个时候军人们和女人们已经处成患难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讲给了法比，法比又转告了英格曼神甫。等我姨妈书娟以及其他女学生听到，已经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书娟大起来之后，又碰见已经辞退神职的法比·阿多那多，从法比那里又听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时，法比讲出来的故事是经过他记忆和想象编辑的，故事不连接的地方，被他多年来掌握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宏观知识填补了。并且，在法比把这故事讲给成年后的书娟之前，已经给无数人讲过，在讲述中故事不断被完善和逻辑化。所以书娟在八十年代听到老年法比讲的故事，就比较丰满，甚至文学化。
故事是这样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到最后一个人”之后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总指挥部的联络。就是说，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去往哪里打、怎么打。也无法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向。长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前线上稍微先进些、完好些的无线电装备，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往后方运送。一支三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是蒋总统唯一的空中战斗力量，因此也让他当做政府的细软给裹带到了重庆。在南京打算死守的部队没有侦察到敌军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发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失去无线电为他们彼此联络，谁也不知道该配合谁、增援谁，有的部队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敌人破城了，但是伤亡过重，弹药耗尽，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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