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在这一个多星期以来，出现的情况像急风暴雨，惊心动魄。我没有畏惧，更没有屈服，似久经风雨的雄鹰，凭着已磨练出来的果敢、沉着和斗志，战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切，终于迎来了又一个艳阳天。
令人遗憾和悲伤的是，由于自己迫不得已的承诺，以后所指望的前程，也就由此而葬送了。
这样一件事，不仅在所里引起很大的波动，在厅里也有议论。罗来法老师告诉我，经济作物处的彭昆生（后来升任了南昌市委书记）、小廖等就有看法，认为所里这样做是不对的，对于年青人想学习深造，应该给予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暂时代理了肖琉霞的工作，接下了学校财务室的出纳。因为从没有做过这项工作，感到心里很不踏实，只得一边工作，一边下苦工练习珠算。
学校总务处的段主任，已经调到莲塘一小去了，把他爱人，以及在中学读书的女儿段慧琴、儿子段志鹏也带走了。他的会计工作，由所部从畜牧大队，调来了一位叫成为勤的向塘女知青担任。
成为勤的耳朵，跟段主任一样，有些听不清。她坐在我的桌子对面，有时我跟她说话，感到很是吃力。她还会突然冲着你大声“啊”一下，让你吓一大跳。
新学期的学杂费，收到了近四千元钱。那时没有一百的票面，最大的也是十元票，放在财务室的保险箱里，有一大堆的。我很不放心，有时半夜都会起来，到财务室来看看，生拍会出什么意外。
对于这笔钱应该怎样处理，学校意思是想留下来，据说所里也同意了。可我不愿这样保管，万一出事怎么办？我那时的工资，是行政最低的一级，每月也才只有26元钱，哪里赔得起？
我向学校提出，要赶紧作出处理。要么交到场部财务室，要么就存进银行去。学校拗我不过，只好说存进银行，并让我到黄马去办理。
我把巨款装进了书包，独自一人，步行前往黄马公社储蓄所。当走到四周远远无人处，我心里十分的紧张，生怕突然出现几个强盗，到那时可真不知怎么办。
一路上，好在并没有什么不祥的征兆，我总算到了黄马储蓄所。该所的工作人员说，蚕茶研究所在这里只能有一个户头，子弟学校作为下属单位，无资格再另外开户。如果学校实在要把这笔钱存进来的话，那只能以我个人的名义开户。
这都是些公款，在哪个年代，谁敢把公家的钱，存在自己私人的名下？到时候，上面万一认真起来，谁又能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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