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做丈夫的是农民的儿子，上世纪70年代末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挣下一个工作岗位。做妻子的是小镇人，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后招工返城，早于丈夫占着一个岗位。独生女儿如今正上大学。三名家庭成员，两名党员，一名团员，既没什么理由比别人优越，也没觉得因而多了什么束缚。不像改革开放前的那几十年，以“帽子”划阵线，以出生论贵贱。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过着幸福得平平常常的日子，水波不兴。不惟我们，大凡我们这一茬人，走上街（自然是指我们所在的这个县城呀）眼一扫，多与我们家相似。吃不愁，住不忧，虽然没有小车、别墅，却一日三餐想吃什么吃什么，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出门可以招手打的。近不愁，远不忧，每月夫妻共有两千多块工资，折子上也备下了“防饥”的“积谷”。经济是底子，政治是面子。尽管对一些党员干部的言行不如意，痛恨极少数官员的胡作非为，却并未因噎废食，男人们大都还是入了党，当着党的干部，有的女人们亦复如此。
可就在二、三十年前，这种幸福得平平常常的日子，我却连想都不敢想。那时，我在家乡百里洲当村子里的“赤脚医生”，整日里为社员群众及其老人、子女看病发药打针，从事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合作医疗事业。其实，并未真的打过赤脚，夏天穿凉鞋，秋春穿布鞋，冬天穿棉鞋，唯下堰塘挑水时才是赤脚两瓣。那时的收入，全在于年底贫下中农代表会给我们评定的工分。每天平均10分，每年的分值约摸每10分3角到1元。平常吃的，是生产队分的粮食，加上三分自留地里种的菜蔬，再就是自家饲养的鸡下的蛋，那自然是不来客别想的。穿的是蓝、黑“市布”，凭布票和几年一遇的好年成换来的，因为是老大，讨了一些好，老二老三们则多“捡旧”了。一般的年成，年终分配时，分值折合的收入，抵除平时的粮、棉、油分配的支出，多为“超支”。至于存款，绝大多数的社员家庭莫想，说了不怕人讥笑，20岁以前，我的手里没攒足过一块钱。
那时的党，在我看来，就是大队支书、大队长，再就是老实憨厚的生产队长、贫协组长一类。在我眼里，他们高为“圣人”，赛过封建农村的乡绅。党和国家的任何决策，在我们这儿，都由他们来具体执行。他们就是党，他们就是国家。如此神圣，这么伟大，能不令我这个“志存高远”、“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子神往吗？！
记不得是哪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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