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被革命的对象，在社会上被公开地称为‘臭老九’，社会地位急转直下。程蕙芳的公公是一位历史学老教授，老教授在家里也批判中国知识分子，这并不全是为了顺应*的潮流，其实老教授也是按着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来发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在这次家庭讨论会上，老教授抒发着他个人颇有学术性的观点，他说：
“中国从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开始注重选拔人才，从知识分子中选出优秀人才来治理国家，这当然是进步的举措，可是也因此而形成巨大的弊病。在中国早期的科考制度使得广大普通平民也可以通过‘学而优则士’的道路走上仕途，参与治理国家，所以在中国早期和中期的封建社会里人才辈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较快，社会财富逐渐积累，中国是领先与世界各国。可是中国的科考制度长时期经久不变，也逐渐地变得很腐朽，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学而优则士’是经典儒家学说的理念，中外学者都很推崇，但是只有在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环境之下，才能产生真正的学术和学者，可是在一花独放的环境之下产生的‘学者’，其学术性就值得令人怀疑了。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就成为儒家学说一花独霸的天下，儒家学说指导国家政权机关一切工作，儒家学说蜕变为儒教，儒教思想深入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指导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也就是说在中国开始进入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中国的科考制度完全被儒教所垄断，科考制度就形成了儒教的宗教学院，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成为儒教的虔诚教徒。在政教合一体制开始阶段，也就是在汉朝和唐朝，这种体制还是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可是专制独裁必然导致腐败黑暗，科考制度逐渐变得保守僵化和腐朽不堪，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也就是在宋朝以后，科考制度已经不能实现选拔优秀人才的重任。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只能背诵儒教的经典经文，并不能去认真研究学问，很少有人去过问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科考制度反而将中国的读书人都培养成为废材。科考制度将中国知识分子培养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黑恶势力，使得中国的儒家学说和中国士大夫阶层合为一体，积极有效地维护着中国独裁专制的封建制度，忠心耿耿地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他们当然不能起到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作用。从秦汉时代开始，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就结束了，中国文化光辉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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