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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厅长肖子鑫多次亲临滨江市，而程贵阳等三人最后一个谜团，就是还有一把作案用枪支沒有到案，。
“要抓紧抓好，一定千方百计找到这支枪，消除一切社会隐患！”
这是肖子鑫的最新指示，市局专案组和省厅专家组也开始围绕着这一问題进行工作。
最后一支枪！！五连发霰弹枪最终被起获了。红官印674
在审讯的日子里，每一步回忆起來都很艰难，但最难的好像莫过于让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交待出涉案的两支枪。
第一支杀害民警抢-劫的“五.四”式军用手枪，在一次又一次的较量过程中，因为警方掌握了大量证据，最后吴荣贵和向左志不得不供出藏匿地点。
而第二支枪！！五连发霰弹枪就不同了，虽说技术部门鉴定是一支霰弹猎枪，但由于沒有能够让三人低头认账的过硬证据，他们在这一点上又顽固地跟张铁山等人进行了反复无常的抵赖和狡辩，相互推诿，都说不知道枪的下落，说不清作案后到底是谁把枪拿走了。
这怎么可能。
事实上，他们这样做毫无意义，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案情已经清晰，他们自己对所犯罪行也供认不讳，手枪已起获，他们即使不交待出另一支猎枪的藏匿地点，照样可以结案，对他们的起诉与量刑也照样可以进行。
然而，不知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在这一点上仍然咬牙坚持着，而刘支队长的决心更大，不拿到最后一支枪，决不结案，不仅如此，他还要彻底搞清这支枪的來源。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是实践中，粗暴讯问、『逼』供、诱供甚至刑讯『逼』供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多次爆出冤假错案，极大地危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司法公正，对社会公平和正义造成巨大危害。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刑讯『逼』供的处理却很难，讯问一般单独进行，如果实施了刑讯『逼』供，由于沒有第三方在场，很难收集刑讯『逼』供的证据而对违法者作出处理。
因此，这种天然的不对称局面造成了讯问人员暴力意识高涨，在沒有有力制度制约的情况下，讯问人员的暴力意识很容易逾越法律的边界，被讯问人员在讯问人员面前就好像待宰的“羔羊”。
此案不同，至始止终，刘海洋都严格控制。
这也是审讯常常遭遇挫折和肠梗阻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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