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国内第一个到长兴考察的经济学家。他的热情来自对现行公立教育垄断弊端的种种洞悉,亦来自对民营生命力的深刻体察。“为什么要用统一的标准制造那么多一样的人?”他的反复诘问让人不由想到弗氏同样犀利的省思,“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使人们一致,而是我们受到过多的一致性的威胁。我们的问题是扶植多样化,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另一种代替的制度会比公立学校制度更为有效得多。”

“政府办教育,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行政垄断。我们是自上而下,规定一套大纲,一套教材,一套教法,要中国人适应未来。民营有什么好处?它是发散的,多元的,它在一切方向上的探索可能就是对的,它比整体划一的错误机会要高。它有市场限制,你这个学校办得不好,学生就不来了,你就没有出路。不是说民间办学不会出错,我们政府办学也会出错,问题是出错的概率和纠错的机制是不同的。”

周其仁是在美国从网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中国浙江长兴开始实行教育券制。其时是2002年6月,长兴实验刚刚涉入浅水区。这位头发银白的中年学者激动不已:怎么可能啊?美国50年没有干成的事,中国的一个小县城怎么就成了呢?他一回国就马不停蹄地奔赴长兴,现在算起来不下三次。

“教育券思想其实很简单,中国的大学据我所知,已经进行了这种小范围的革命。一张饭票通行全校,饭票流动,增加了选择,有了竞争,饭菜质量就上去了。食堂的管理行为就改变了。很简单吧,弗里德曼的东西都这么简单。但弗里德曼的东西简单到并非任何人都能接受,因为它触犯了既得利益。把票发给学生,食堂就被选了嘛;把票发给食堂,食堂就居垄断地位。

“要刺激私立学校发展,采用教育券有帮助。你好好办,你跟公立学校有平等的起跑线,就有学生到你这里来。没有学券制改革呢,你是争那个补充性的市场,或者争那个非常小的特殊市场。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穷国办大教育,怎么更好地动员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我觉得长兴这个点很要紧。”

这不由让人想起陶西平那个经典的“如果论”:如果民办教育有大的发展,那么就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节约了公共教育经费;如果节约的教育经费用于公办教育,那么就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改善了办学条件。将这个假设延伸开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如何发展民办教育?如何解决教育经费?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教育券有没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条可行路径?可能!那么,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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