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虽然护士还是按时把三餐送到我的病房。但一有空，我就会到餐厅去看望老太太和瓦洛佳。由于要在餐厅值班，所以老太太平时很少回家，就住在餐厅角落的值班室里，瓦洛佳也顺理成章地和她住在了一起。
这天吃完饭睡了个把小时的午觉，我穿衣下床，准备再到餐厅去看看老太太和瓦洛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见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我侧耳停了一下，能跑出这样的动静，至少有四五十个人。
随着一声口令，整齐的脚步声在我的门外停止了。听着突然消失的脚步声，让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在这一瞬间，我甚至以为是内务部派来抓我的，毕竟那天在地铁里我阻止了他们枪杀“德国间谍”的行动，就凭这点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抓我。
我先走到窗口看看，这里是三楼，离地面大概是十来米，如果跳下去的话，不摔死也得摔成残废。跳窗逃跑是不可能的，从门口冲出去，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别说我现在手无寸铁，就算那支波波沙冲锋枪还在身边，面对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内务部战士，我还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束手就擒。只要不是被他们当场击毙的话，那么我还有一线生机。只要别济科夫上校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十之八九能在斯大林面前帮我求求情，那样我就有机会脱罪了。
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床沿上，等待着外面的人破门而入。因为紧张，放在床上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然而等待良久，也没有发生我预想的那种破门而入的场面，只听见外面有人压低了嗓门在说话。
我忍不住好奇地站起来，走到门边，轻轻地拉开房门向外望去。只见走廊上每隔几米就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他们戴着清一色的蓝色帽顶的大檐帽。特别是对面的门口，还有一名肩挎公文包和手枪的军官，正背着手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我开门时动作虽然很轻，但还是惊动了对面站岗的一名战士，他大踏步地走了过来，一把把门大推开，低声喝道：“您在做什么？”
他的举动把我吓了一跳，幸好闪得及时，才没有被门碰到头。面对他的质问，我支吾着回答说：“我听见外面有动静，看看是怎么回事。”
没等战士再问，刚才我看到的那名军官也走进了病房，瞅了一眼战士，然后看着我，严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名战士连忙回答说：“报告少校同志，我发现这位伤员同志打开房门在偷窥，便过来制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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