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屏先生

内容提要: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中,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3次大的变迁。目前,正处于第4次大变迁的初始阶段。这种变迁以其内部社会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外部国际秩序的调整与重建为其实现前提,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其价值取向。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发现其规律性为: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

关键词:中国观东洋史学实力主义现实主义

日本人的“中国观”在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上几经变迁。并且,这种变迁往往都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周边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秩序的重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筑在这种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它以历史、文化为其出发点并最终归结为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认同与追求上。日本人的中国观在其变迁的各个阶段尤其表现为“实力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

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

古代日本人有关中国的正式记载体现在《日本书纪》(公元720年)当中。《日本书纪》所提到的中国王朝的名字有:周(2次)、汉(2次)、魏(3次)、晋(2次)、隋(1次)、唐(96次)、吴(31次)①。日本对中国的正式外交始于607年,即从小野臣妹子派遣“大唐”(实际上是我国的隋朝时代)开始。《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与日本有正式外交的中国王朝只有唐王朝,唐朝以前的隋也被改成了唐朝。《日本书纪》对唐朝国名的记载至公元696年止。

日本直接参与东亚国际关系是从日本初次派大军赴朝鲜半岛参加白春江战役(公元663年)开始。本来,从魏朝到隋朝日本基本被纳入到朝贡体系之中。但到了隋朝时代,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据《隋书》记载,大业3年(607)日本国王遣使来华,其所献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令皇帝极为不悦。不过,从国书的用语可以看出日本想与中国平起平坐意识的产生。另外,日本在挑战“华夷秩序”的同时也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如,日本称朝鲜为“西藩”,就表现出其优越感。后来随着大唐的衰落,日本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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