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八章南越的变化

南越的潘光诞政权逐步稳定，这是令黄历感到欣慰的事情。[173]特别是土地改革的顺利推进，更令南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因为据北越的间谍和外国记者传来的消息，北越的土地改革已经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有比较才有说服力，才能占据道义的高点，黄历和潘光诞进行私下沟通后，暂时隐忍不发，而是加紧搜集证据，准备在最合适的时候给予北越以沉重的政治舆论打击。

而北越的土地改革则是从1953年开始，随着对法战争的节节胜利，北越党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开展了“土地改革”。当时北越党关于“土改”的宣传提纲中特别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抗战时期(即民族**)一直坚持了“减租减息”，而现在北越也还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仍在和法国殖民军作战)，为什么却要实行中国在下一个阶段才实行的“土改呢”？

越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中国当时由延安和重庆两个政权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者代表地主利益；而北越的情况不是这样，除了法国殖民者就是在西贡的保大傀儡政权，所以实行“土改”是有条件的。换言之，在北越，无人保护地主的利益，所以即使在“民族**”时期也可以将他们打倒。

直接领导这次“土改”的长征从1941年起就担任总书记，在越共领导人中地位仅次于胡志明。他受**影响很深，不但把“土改”看成是在越南照搬“中国模式”的最重要部分，而且看成是他个人对北越**最大的贡献，甚至有时把派往地方的“土改”工作队称为“我的”干部。

在全面“土改”之前，北越劳动党于1953年春节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土改”铺平道路。这场运动以北越党中央的一道命令开始，名义上是打击那些没按照规定交纳农业和商业税的富户，但实际上几乎波及全体农民。

运动开始后，干部组成工作组，带着棍棒、绳索和武器下乡，对那些未完成上交税收的农民严刑逼问，强迫他们交代逃税的后台和同伙，以及逃税的政治目的。使用的刑法包括在头颈上吊石块，用绳索拴住手或脚吊起来等等。这场运动很快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卷进去成为受害者。

后来运动开始失控了，逃税与否已不再受到关注，揪出反**和镇压反**成了主要口号。在很多地方，工作组和党的干部都只在幕后操纵，甚至原先被依靠的“贫苦农民”也遭到排斥，前台则由乡村的破落户和痞子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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