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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那些事儿》已经全部写完，人民出版社那边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边自然有龙绍和许浩招呼。
戈文交了稿，时间顿时变得宽松起来，除了那篇《我的自白书》之外，戈文再没有搭理纸媒上的纷纷扰扰。因为他相信《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威力，就算那些史学界的老先生们再怎么批评，都无法抹灭这套即将发行的书所带来的影响力。
除了自己不再掺和纸媒上的论战之外，戈文还让沙龙里的其他人也都不必在和老先生们静静计较，就如他在自白书里写的那样，历史和人民终将证明一切。
而为了安抚众人，戈文不得不举办了几场读书会来转移大家的视线。
鉴于戈文的名气和四合院在年轻人中的地位，每逢读书会当日，真的是人群汹涌，很多大学生都逃课过来，根本不顾忌即将举行的期末考试。
按照逃课大学生的流行说法是可以不读书，不能不参加烟袋斜街的文艺沙龙，戈文在年轻人间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读书会当日，整个北京的年轻才俊都聚集在四合院里，热闹非凡。
说起来，戈文所创立的这个读书会其实并不算新鲜。
在十年动乱时期就有很多大规模的读书和讨论活动，只是那时的读书会几乎全部为地下沙龙性质，因为当时除了红宝书之外的其他书籍都是违禁书籍，被发现是要受到批判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的。
而在十年动乱时期，甚至再往前，阅读领域其实是存在等级的。
有的人天生就有“免疫力”，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天生就是革命者，他们可以阅读想看到的任何书，即使是“毒草”也不会中毒。普通老百姓则被先验地假设为一定会“中毒”，所谓“封资修”的书都是不能看的。
怎样判断这些书是另一回事，读者首先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以全本《金瓶梅》为例，那时只有老干部和军级以上干部才可以读。
文-革前的国家内部发行是五花八门的，为了区分各种人群的阅读，当时出现了“白皮书”、“灰皮书”、“黄皮书”等各种名目，但无一例外是限制老百姓的阅读。
而等到文-革早期，随着“抄家”运动以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这些原本被限制的图书从私人家里和图书馆等地方流传到社会上，引发了一场来自年轻人自发组织的阅读狂潮。
而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老的复出，中国开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曾经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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