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十二月，姜维趁司马昭倾全国之力平叛淮南时再次北伐，魏将司马望和邓艾进据长城（县名，今陕西周至西南，并非万里长城)相抗衡。魏军虽然人少，但军粮充足，面对蜀军的百般挑战就是不理。几个月后姜维听说诸葛诞兵败被杀后撤退，并再次担任大将军。这一战本身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唯一的热点是在此期间谯周写下了一篇《仇国论》，对姜维不顾”蜀人愁苦”而一意孤行动武进行讽刺。《仇国论》的出台标志着蜀汉内部对北伐的否定达到了顶峰。在文章中谯周认为，如今的情势有如六国并立，并不是秦末鼎沸的乱世。蜀汉的正确路线，应当是向周文王那样休养生息，而不可能如汉高祖那样一统天下。相反，如果”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这个意见，其实并非谯周个人的独断，而是蜀汉国内对北伐一事持否定态度人士的大爆发。蜀汉国内反对北伐之势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因为历年的北伐都证明，力攻强曹很难有什么战果，而自己的消耗不能忽视，战争毕竟是日费千金的事情。另一方面，同时是在外围压力越来越大的窘境下内部矛盾激化的反映。淮南的第三叛已经证明，北方在内部爆发大规模叛乱时仍有能力”看一个(蜀)，挟一个(吴)，吃一个(叛)”，而蜀汉的国力，到此已经是”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了。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十二月，姜维申报蜀汉后主刘禅后，将汉中的防务彻底修改。原来的部署是遭遇进攻时占据各个险要关口，据敌于国门之外。这一方针从魏延到王平都加以贯彻，因此取得了兴势一役的大捷。姜维认为这样的防守虽然稳妥，但没有太大的好处。他新的部署是如果遭到魏军进攻，放弃险要退守汉乐两城，并坚守阳平关。趁敌人攻坚不克退兵时加以追击歼灭。然而，姜维的这个理由，说的难听点，挂羊头卖狗肉。他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蜀军战斗力的下降已经无法支撑全面防御的任务。姜维如今的行为，有如赌徒，开始下小钱，越输越下大注，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资本雄厚的庄家彻底清盘。在五年后的魏灭蜀之役中，我们将看到这一部署的恶果。
诸葛亮在世时，法令严峻。有人劝诸葛亮以大赦来取得民意，诸葛亮反对，认为治国不能以来这样的小恩小惠。当年刘璋屡次大赦，对他的统治有什么帮助吗？然而诸葛亮去世后，蜀国风向一变，大赦频繁，三四年一次。对此，大司农孟光曾当众责备大将军费袆，认为这白白便宜罪犯：“夫赦者，徒与罪犯有利，非明世宜有。衰弊穷极，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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