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回家了，母亲会给我打电话，汇报家里的收成。麦子又多收了三五斗，大豆又涨了一两毛。在漂泊京城的日子，母亲的电话总是能把我带回那个封闭的小山村。我无法停止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思念像深埋在酒窖里的粮食，能散发出一种叩心沁骨的酸楚和一股使人陶醉的沉香。
故乡的秋天总是很忙，收完玉米要平整土地，霜冻之前要种麦子。山上到处都是红叶，有吃不完的野果，那种被我们称为“八月炸”的食物，几乎跟香蕉一样棒，还有各种各样的杏，我已经叫不出名字了。
冬天的乡村也并不寂寞，雪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会直挺挺地扑在雪地里印下自己的光辉形象，房顶上冒出的炊烟摇摇晃晃地就不见了……我的童年坚定地被封存在了这里，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山村，只有一条二级公路通往县城，再有一条土路通往我家。
在城市里生活越久，故乡就离我越远，只有父亲的坟墓和母亲的电话在不断提醒着我，我来自那个山清水秀的村庄。那里有我童年的记忆和年迈的母亲。我曾想过，若干年后，我去世了，要不要埋葬在我的故乡？这的确是个问题。
母亲已经六十岁了，我劝她不要再种地了，收一季的麦子换算成钱也不过七八百元，母亲说，农民哪有不种地的道理，只有退休的工人，哪有退休的农民？只要还能爬得动，就不能让地荒了。
想起种麦子，那叫一个苦！深秋时节要翻地，播种；初春要除草；夏天要收割。用镰刀一把一把地割倒，放在地里晾晒，再捆成捆，一捆一捆从山头上背下来。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母亲上山收麦子，脚下总是不稳，一个跟头，麦捆就从头上翻下来，顺着山沟往下滚，到山底下捡起来，麦粒已经全掉了，只剩下干巴巴的麦秆，
麦子要集中在一个大场里，村里唯一的脱粒机十分笨拙，剥离出来的麦粒喷出去，场院里到处都是，大人们在前面扫，我们端着碗在后面拣，生怕丢了一粒麦子。好不容易把麦粒从麦秆上取下来了，麦子又和泥土混在了一起，用自制的风车吹，用铁锨扬，用簸箕簸，办法千奇百怪，无不劳心劳力。一季麦子收完，人像害了一场大病。
要把麦子变成面粉，还要在河里淘洗，晒干，然后用自行车推到磨子上去磨，面粉拿回来做成馒头，我们总要拿出去显摆谁家的馒头白，谁家的馒头里包了糖……我这辈子怕是再也不会经历五黄六月收麦子了，但是，我要在这个城市里挣房子，对于目前失业的我来说，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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