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叶蕾说她有事要回黄花岗那边，我问，不吃晚饭了吗？她说不用了。[173]就这样她走了。我陪她去了车站之后，在回来的路上，打算到一家通讯店，买一部传呼机。加上半年的服务费，我花了大约100来块。满怀兴奋回到办事处，用公司的电话，四处通知我新的联系方式。当然，也包括叶蕾。因为公司的电话实在是不方便，或者我一走出办公室，任何人都联系不上我了！就算客户么，也不能老打公司电话找我的，虽然其实也没有几个客户会打公司电话来找我。我这么做，仅仅只是我为了将来的打算罢了！因为我在想，最终我得重新去找工作，没有一个私人的联系方式，绝对不可能完成跳槽的打算的，我得在此时趁有点多余的钱，来做个基本的准备。
在这百无聊赖的假期，我该约见的人，都约见了一遍。剩下自己一个人继续待在办事处，看电视，读英语，胡乱打发三餐。有时也写点什么，写完就拿到厨房里，打开煤气灶，点燃，看着写满字的纸，慢慢卷曲着，然后成为一堆灰烬。我总是喜欢写，写完就烧掉。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认为这才叫真正的速朽。
我也随便翻了翻《资治通鉴》。当我读到唐德宗年间，转运使刘晏设置造船场那段历史的时候，我大约是最喜欢这一段历史记载，因为我似乎对于社会上的那些潜规则不太了解，却对于历史书本上的描述，很感兴趣。这个刘晏对整个造船场的运作，可以说是既目光长远并独到，也把个人的需求与做事的效率的某些辩证关系，看得相当透彻，尤其是把人性的贪念把握得特别精准！以至于在他的手上，转运使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在他主持造船场一应工作的时候，他给下属的预算价格为，每造一艘船的工价支付一千缗，相当于一千两白银。(173)于是马上就有人说：“造一艘船只需要一半的成本就可以了，你这样开销实在是太浪费了！”
刘晏却说：“我不这么认为。要做大事，就不能在小的花费方面太计较。凡是做一件事，一定要做长远打算。我们的造船场刚开始设置，参与造船这件事情的人非常多，应当先让他们私人不缺钱用，那么造出来的官船才会牢固耐用。如果一开始就同他们在费用方面斤斤计较，那么怎么可能希望他们造出来的船牢固耐用呢?以后一定有人会认为我多给了钱而要求降低成本；如果材料，工钱减少的数额不超过我现在支付的一半的话呢，还勉强行得通，如果降低成本超过一半，造出来的船就不能运输粮食了！”
过了五十年，果然有人为了造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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