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清楚华夏族群是从什么时候养成故土难舍的情结，不过农耕民族基本上都会有乡土情结，毕竟农民离开了可以耕作的土地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游牧部落那种有水草就能活得下去才不在乎脚下是哪里。
可以确定的是维持半农耕半游牧的上古先秦时代，华夏的乡土情结还不是那么的“严重”。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是能够进行土地置换，一村一部落更换栖息地并不是多么严重的事情，有些时候甚至十分欢迎国家主持下的迁徙，能够得到来自于所属资源的调配。
真正让华夏族群不愿意背井离乡的情结是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养成。
李唐率先颁布限制民众随意迁徙的政令，规定了出乡、出县、出州府都要有官府的允许，不过虽然是有相关规定，可是不管是官府还是民间都不太当一回事，于惩罚措施上并不森然。大概是有那么某一时期，李唐更改了相关的政令，鼓励士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才有那么多的士子在游历的时候能够写出那么多的美好诗篇。
到了赵宋时期这样的限制开始变得更加严重，为的是防止流民的出现，防止流民成为动摇皇朝根基的危害，官府每每发现流民便会进行追捕，追捕到就脸上黥字成为厢军，而厢军在赵宋时期压根就是难民营一样的官府机构。
一直是到朱明皇朝对于人们远游的限制就更加严重了，史学家说朱明皇朝限制人口流动是担忧一些野心家从游历中扩展眼光，也在游历中结交到英雄豪杰成为助力，没有得到允许而乱跑在赵宋时期会被抓捕成为难民团的一员，到了朱明时期却是会被杀头。史学家拿出严酷的法律和科考上的一应知识，甚至认为八股文和限制远游是出身低微的朱八八在担忧自己的统治并不是正朔，进行彻彻底底的愚民政策，用这样的行政限制保证不会出现“英雄”来达到自己统治的长长久久。
可以发现一点，越是封闭的社会越是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越是开明的社会各种文人墨客和英雄豪杰也就越多。李唐的开明和对新鲜事物的包括使得华夏历史有了辉煌的篇章。但是李唐的辉煌也正是因为过分的包容，接纳了太多应该被遏制的潜在威胁而走向毁灭；赵宋一开始就是不那么自信，那是建国之初先天性上的不足，他们的针对却只是针对最底层的民众。对于商贾和士人却是采取有选择性的包容；朱明的限制就过犹不及了，愚民政策造成帝国毁灭的时候，不但没有出现力挽狂澜的人杰，反而是一大群莫名其妙的家伙十足的蹦跶，甚至出现了一个举族不过三五十万人却能统治一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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