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国安局的工作人员今天有什么更急的事，或许他们心不好，他们问了一些我已经重复了很多遍的问题后，让我签字，证明他们曾经履行过这样的一个手续，然后匆匆地离开了。
接下来，我接受了很多的检查与医疗，但好像并没有“好转”的迹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突然发现，在国外，我竟然成了新闻焦点。对于对我的审判，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对我的支持，这些人把我当成英雄，当成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勇敢者，他们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真正的历史，打破政治对历史的统治，将历史的话语权交还民众，让精英们闭嘴；另一种声音则把我当成历史的罪人，因为我的行为开创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这是对历史的干预，是对人类文明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将激励某些野心家铤而走险，威胁人类赖以存在的时空维度。双方针锋相对，都组织了上百人的队伍上街游行，支持或者反对我，他们言辞激烈，甚至还有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而国内的反响却平平，大家最关心的是八儿那孩子到底有过怎样的经历，我们三人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这孩子是否与我有血缘，两男一女，在蛮荒的年代，是不是正常。大家都觉得外国人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使整个世界充满了争议，很不可取，没有我们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含蓄内敛，更没有东方人化的温。
这期间，我接受了两次国内电视访谈，一次外国记者的采访，两次专栏作家的约谈。有记者曾提示，遇到我这种况，很多人都充分利用了媒体的力量，从而将自己的人气炒高，搏取更多人的支持，营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以影响法院的判决；即或在这方面不能成功，但因为有了较大的知名度，好也好，歹也好，香也好，臭也好，关注的人一多，就具有了极高的商业价值，正可谋利，就算服刑，也能过上富豪的子。这样的机会，不把握好，那定是天下奇傻之人，某些人没有条件，还要创造条件。
有一个自称我邻居的人来探监，偷偷对我说，只要我与他签定经纪人协议，他保证我能从这事上获利很多，从此不忧衣食。面对这样的人，我真是无言以对，只是呆呆地望着他一言不发，听任他在这次探监的所有时间里喋喋不休，最后一无所获，愤愤地斥责我不开窍，这么优越的条件，这么丰富的资源，居然无动于衷。我笑呵呵地离开探监室，回望正在抓狂的他，心里莫名其妙地生出喜悦之。
在国内，我的事一直被很多人当成了街头巷尾的八卦，闹得沸沸扬扬，而国外，又把这事当成了政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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