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把手伸到床下，掏呀掏呀，掏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瓷瓶，递给井建民：“这就是剩下的一点花粉，因为是伤心之物，我从未打开它，估计早己经失效了。”
井建民对于什么花粉并不感兴趣，只是觉得这个小瓷瓶制作精美，瓶底上还有“康熙官窑”四个字，知道是一件古董，估计能值几个钱，便收下了。
听着大爷的花花故事，井建民很不耐烦，第一次对这位“爷爷的哥哥”产生了反感：你讲来讲去，诉你的苦水，可在我听来，什么也不是，就一句话，你把人家小姑娘给办了！
哼，判你七年，还真是判得轻了。
在那个年代，别说“陷害革命女干部”，就是撕一张宣传标语，也可能吃枪子儿。你还委屈，偷着乐吧。
井建民心里嘀咕着，实在看不惯一个老者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转身坐到椅子上，打开电视，看球赛，也不理睬大爷，任他在那里抹眼泪。
过了一会儿，大爷招招手，说：“建民，你过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井建民一边摁手里的遥控器，一边应着：“你说吧，我听着呢。”
大爷说：“你靠我这边儿一点儿。”
“坐你那边我就看不见电视了。”井建民不再理睬他。
“我要对你说的话，不能让外人听见了。好孙子，过来。”
“哎呀，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呀。”
大爷顿了一下，说：“我要留给你两样东西。”
井建民一激灵，马上撂下遥控器，猴子一样，窜到大爷面前。
大爷指指房门，说：“你去门外看看，然后把门闩好，我再说。”
井建民到院里看了看，没人。闩好门，坐到大爷身边，“大爷，你快说吧，这屋里就咱爷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大爷喘了一会气，井建民又扶着他喂下一口茶水，气息平缓了，慢慢讲道：
“我的药铺没了，我一个现行反革命，也当不成郎中了。在县城活不下去，只好来孟家子村投靠表姐。因为表姐夫是村贫协会的主任，对我挺照顾的，我对付着活下来了。”
“1966年闹文革时，红卫兵把我揪出去，在公社里关了一年，后来就把我遺送到黑龙江忽河一个叫小泥河的村子里。直到1980年，我才回到孟家子。”
“我一辈子没娶上媳妇，老井家在我这枝，算是绝了后。但你爷爷是我的亲弟弟，你是咱井家人的后代，我留给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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