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道庸初入官场时，是李鸿章一力提拔的，当年李鸿章与张之洞分任南北洋大臣，张之洞身边有个真正学贯中西的狂儒辜鸿铭做幕僚，李鸿章身边也有个精通商业的盛宣怀做帮手，这二人一时瑜亮，夺走了所有人的目光，谁也注意不到李鸿章身边的这个姓谢的年轻小子。然而谢道庸在彼时便已经显露出了他长于其余人的可怕特点——他的脑子似乎是一张条理分明的蛛网，记载着他能遇到的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年龄籍贯，甚至喜好习惯，每个人的名字下面延伸出一条或者许多条线，将它与另一些名字以不同的理由连接起来。
镇国公载泽正是他那张蛛网上的一个名字，谢道庸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年纪还很小，约莫只有十一二岁的模样，在李鸿章面前尽力拿着皇亲贵胄的派头，故意将小脸板的不苟言笑。那时还不是镇国公，只是一个辅国公，在见惯了实权亲王的李鸿章面前，着实算不得贵勋，只不过是看在他爱新觉罗的姓氏上予以尊重。在李鸿章去和恭亲王议事的时候，谢道庸奉命陪着这个小大人一样的孩子，跟他讲洋人的新鲜玩意，还送了他一块盖子上画着外国女人的怀表。
载泽对谢道庸印象很好，或许正是托了那次相见的福。他先前一直在盛京守着大清的龙兴之地，二十岁的时候被召至京城，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谢道庸，甚至与谢家结了通家之好，就连这次五大臣出洋，临行前一晚，他还亲自到谢道庸府上告别。
谢道庸如今官至外务部参议厅左参议，并不是什么位高权重的官职，可谢道庸对此很满意，就连袁世凯几次想为他提提官品，或是给他封大把银子，都被谢道庸拒绝。
一个在官场上不求权也不求利的人是很可怕的，因为这通常说明他心里求着更大的东西，谢道庸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于是他将自己的兴趣点放在外国的洋玩意上，经常借职务之便往府上搜罗一些新进口的东西，甚至包括宫里都没用上的洋玩意，谢家的宅子是整个京城第一个通上电灯的府邸，甚至有第一个装了自动洒水装置的后花园，就在京城的官家小姐还在一针一线的做刺绣的时候，冯夫人已经在拿缝纫机裁制衣服。他这点小爱好无伤大雅，从李鸿章到袁世凯都乐意满足，甚至袁世凯的老对头瞿鸿機任外务部尚书的时候，都对他以公谋私的小动作睁只眼闭只眼，在有人因此弹劾他的时候，还会主动出手来帮他摆平这些麻烦事情。
“咱们中国人什么都不多，只有心眼子多，”谢道庸亲自为载泽续了一杯茶：“无用的清官和贪财的能吏相比，你会选择用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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