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一二次鴉片战争的人往往会感觉到咸丰皇帝有时候像神经病一样，好像人格分裂，时而强硬，时而软弱，最后还逃跑了。
事实上咸丰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他所有的决策，都是经过大臣合议的，他表现出来的精神分裂，其实是满清朝廷的精神分裂。
始终有一批人在怂恿皇帝要开战，这些人往往都是御史言官，既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外交经验，更没有军事经验，但是一个个出口成章。
至少有两个御史，一个是薛淑堂，战前告诉皇帝，和有十害，战有五利，比如说洋人劳师远征，万里裹粮，官军则以逸待劳就地就食；洋人中的真夷人少，假夷人多，还雇佣了一些潮涌（香港苦力），而官军十万之众投鞭断流；还说夷人就是船坚炮利，一旦上岸，不可能是八旗铁骑的对手。
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办外交的老大臣桂良始终在劝和，劝说皇帝让洋人进京谈判，皇帝斥责说在SH都谈不好，还敢放洋人进京，洋人坚持进京肯定别有图谋。
洋人打下大沽口，僧格林沁退守通州之后，洋人坚持要占领塘沽和TJ否则之前绝对不停止军事行动，僧格林沁已经向皇帝建言，让他巡狩木兰围场。结果咸丰让人准备车辆，引起了BJ富人恐慌集体逃亡。不得已咸丰贴出告示，表示他不是要巡狩，正打仗呢，他只有亲征的份儿，哪有巡狩的心情。
大臣当然反对咸丰亲征，咸丰自己也没这个胆子。
怕洋人进了TJ还要进BJ咸丰催促桂良等钦差，急赶慢赶赶去TJ就在TJ谈判，目的是堵住洋人进京的口实。
可就在这时候，依然有人给皇帝出馊主意。
工科给事中何璟上书：夷人一直叫唤着要带兵进京，真叫他们带兵进京，他们敢来吗？不必阻其前来，让僧王在路上设伏，没经咱同意，真来了，咱就打他们。若经桂良同意来了，也可以让僧王在路上截杀他们。
桂良不能失信，但是僧王负有领兵守土之责，他可以不讲信用，半路截杀啊。遥想战国年代，楚襄王遣子良割地于齐，而使昭常守之。齐使至受地，昭常以守土自任，矫楚王之命以拒齐。夫大将在外，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可以不听中央指挥瞎干嘛，弱小的诸候国都敢这样干，何况咱天朝乎？
中国历史太长了，长到有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历史依据，而且还都能得到认可，有忠诚良将会被歌颂，有乱臣贼子也会被歌颂，这种自相矛盾的典故积累的多了，慢慢也就没有绝对的对错，也就没有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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