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就像是癌症一般，贪腐会跟着政权的诞生而产生，会在不经意的时候从正常的官吏官员当中异变出来，然后成为顽疾，在官僚体系当中生长，摄取养分，自动自发的壮大自己，然后破坏原本身躯的各种技能，直至和原本身躯体系同归于尽，然后又会在新的身躯之中复生。
而且有意思的是，正像是人体各个器官都可能得癌症一样，贪腐也同样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区域任何地方。
上古时期，《夏书》有言: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西周时期，《尚书·吕刑》之中定了官吏的五过之疵。
到了秦朝时期，皇帝制度、郡县制度正式建立，有关官员贪腐的法律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官吏私自挪用或盗用政府金库里的金钱，以盗窃罪论处；税收人员制作假账、私藏税款的，和制作假钱同罪；甚至第一次明确表达了官吏使用公务车，以公务为名义，用公家车马谋取私利的，都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秦代素以法度严苛著称，对待官员更是如此。各级官员之间实行连坐，而且鼓励官员之间互相检举揭发，所谓一人犯法上下牵连。
这种严酷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官员权责明确，不敢胡乱作为，但其极端化的副作用也很突出，甚至有时候冤假错案比真的贪腐还多……
毕竟后世冤假错案都是屡见不鲜，更不用说在各种手段都落后的秦代了。
于是乎到了汉代，见到了秦朝治理贪腐的弊端之后，汉王朝结果又听信了儒生的那一套，以什么道德标准来作为衡量，寄希望于针对于官员的出身选拔考核，以孝廉等美名的德行厚重，温良恭俭之人作为地方官吏和中央大员，起初确实也有不错的效果，但是么……
在利益面前，道德也就只能撂下一句耗子尾汁就躺倒让其施为了。
所以到了后期，汉代贪腐比秦代更严重，当然，秦代时间太短，也不值得是一个好的参考对象，而秦代的贪腐的严格律法制度，包括连坐等等，可以参考但是不能一律照搬?毕竟再好的制度，执行者依旧是人。
若是斐潜真的将秦代律法一律照抄过来，搞不准反倒是给了贪官更好的机会来清理政敌……
所以在韦端递送了第十版，还是第十一版的《贪腐律》之后?斐潜勉勉强强的通过了，并且表示还有可能随时修正。
而《贪腐律》正式确认之后，便是有一个问题摆在了斐潜的面前?也是许多人盯着的节点，斐和，斐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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