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北镇抚使王国兴派人送至京师的密报中，除了详细报告这次抓捕卖国晋商过程中抄到的各种金银商货、土地宅院等巨额财产之外，也报送来了所有抓捕到的人犯名单。
按照崇祯皇帝之前的密旨，但凡列名在后世满清内务府八大皇商之列的汉奸，如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盛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家全部财产抄没，全部男丁处死，女眷充军瀛洲。
那些没有列名后世满清八大皇商之列，但却也在这次行动中被认为在这八家晋商的经营之中入过股、分过红，或者供过货的那些山西官商世家大族，则是另外一等的处置办法了。
早在居庸关中的时候，崇祯皇帝就想过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少阻力的做法，就是由锦衣卫抓捕到之后，直接定罪处死。
也就是，拿到了供状之后，先杀了再说，免得朝中大臣们再说废话。
这就叫作诏狱，也是锦衣卫最为拿手最为习惯的处理办法。
不过后来一想，这样做，未免太简单太草率了点。
虽然这些卖国的商人们受到了惩罚，但是对于满朝文官武将，以及对朝野上下的商民百姓，却是起不到多大的警醒和教育作用。
要想起到这个警示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搞大，而且是搞得足够大，大广为人知。
只有人人皆知这些人通敌卖国的罪行，今后九边各口的商民百姓，以及沿海和内地的商民百姓，才会真正意识到通虏资敌罪名的严重性，以及后果的严重性。
说是杀鸡骇猴也好，说是杀猴骇鸡也行，总而言之，只有这样才能够警醒教育后人。
也因此，就在崇祯皇帝接到王国兴密报的当日下午，崇祯皇帝在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的陪同之下，终于下定决心召见了内阁首辅李国镨、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以及督察院左都御史李标、刑部尚书乔允升、大理寺正卿刘宗周。
一方面，崇祯皇帝让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正式向参加这次乾清宫御前会议的这几个重臣，通报了范永斗等杀胡口山西商会各大东主甘作建虏内应，协助建虏破城的内情。
同时，也简要通报了宣大沿边各口晋商多年来通虏资敌的一些恶劣情况。
另一方面，由崇祯皇帝亲自拍板决定，将东厂在宣府、大同等地抓捕下狱的通虏资敌晋商分子，以及锦衣卫在山西各地抓捕的通虏晋商，还有锦衣卫和东厂拿到的各种账簿、商路图和犯人签字画押的供状等等人犯和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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