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奕譞那封没什么见地的奏折，朝廷还搞了一次内阁会商，从而诞生了一个差点弄死奕譞的派系。参与讨论者，有素来仇视洋务的大学士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刑部尚书瑞常，以及当时正在北京盘亘述职的直隶总督曾国藩。
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一番议论，众人推举曾国藩起草对奕譞奏折的意见书。此折代表了朝保守力量的立场，同时该又撰于曾国藩之手，可见曾国藩对奕譞的主张并无太多异议。那向来以胸怀开明、积极洋务面貌示人的曾国藩，其实内心深处仍对洋人持仇视态度，否则他应不会对通篇意欲驱逐洋人的奏折保持认同。身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士大夫典型代表的曾国藩，其做人与做事存在着巨大反差、矛盾与纠结。曾国藩主张的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几乎把这位大贤给搞分裂了。而一年后的天津教案，则不啻将他的思想与行动彻底撕裂成两个根本无法弥合的极端。
对奕譞的这份奏折，清廷以内阁复议的形式做出回应后，便再无反响。然其象征意义却实际，这是奕譞保守立场的首次公开“亮剑”，且收到不少重臣之抱团附和，朝的保守势力终于从皇室寻觅到领袖人物。进而立场保守且态度强硬的鹰派已渐趋成型，一旦西事务出现大的变故，鹰鸷便立刻展翅出击。天津教案便成了一个契机，鹰派振翅而起，把奕欣给搞了个狼狈不堪。
天津教案爆发后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曾数度密函奕欣，表达对津案看法。丁丞赞同曾国藩“国现在力量不及，只有曲意求和之一法”的观点，称此“真深识远虑之谈”。应当说丁日昌的观点，非常符合奕欣处理津门事件的思路。于此之外，丁日昌还预见到围绕此案，朝堂之必定出现反对声音，故丁力劝奕欣为首的决策层“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动摇”。此言堪称发自肺腑，预料也十分的准确。不出其料，主张对外强硬的议论很快甚嚣尘，盈满枢廷。
政见不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后裹挟着由宿怨和利益浇筑而成的冰冷私见。不过打响这场庙堂之争头炮的阵前先锋，却是两名汉人军机：李鸿藻与沈桂芬。李鸿藻本与倭仁、徐桐等人走得甚近，又因之前同馆风波、丁忧夺情事件，与奕欣集团结下旧怨，故其出马反驳情理之，不必赘言。较之书生本色的李鸿藻，沈桂芬曾于同治三年出任山西巡抚，经此历练，其门面气局为之大开，“治事精敏，在前敢言能辨，同官咸服其才”。同治六年，沈氏起复便径直入值军机，兼任兵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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