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可以说是最弱势的群体。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团结，粮、油、畜牧业产品从之前的国家收购，到市场化其实都是被控制的。猪肉涨价了，大家恐慌了。米价上涨了，公民们有意见了。然后就是调控、调控。跟永远也调控不下来的房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要一调控粮食、生猪价格就会应声下跌。
于是大家满意了，领导开心了——即使价格根本没有降低多少，但是不会再上涨了不是？可有谁想过农民们的种子、化肥、农药、饲料价格居高不下，从来不会有政府来抑制他们。久而久之，农民们一次次地越种越赔钱，越养越亏本，自然也没有了种地的热情。哪怕后来国家反应过来，从免去农业税到增加粮食补贴，还要农村规模化养殖补贴、农机补贴等等五花八门的补助措施，也挽不回农民们受伤的心灵了。
而土地抛荒越来越多，只好不得不再次土地流转，让少数人去承包大片田地，规模化种植。小家小户的利润太薄不足于吸引人种地，通过土地集中，以量取胜，也增加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过就像很多承包土地的“新农民”调侃说，最大的利润就是国家的粮食补贴，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实啊！从分田到户开始，农民们就开始了长达20年的最艰难时期。繁重的农业税，极低的粮食指导价，压得乡亲们气都喘不过来。
杨小贝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不能改变任何政治决策。1979年的春天已经来了，那位老人也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但是那跟安静的鄂北山区什么关系都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却几十年都没有跟着富裕起来。他们为了政策的倾斜牺牲良多，却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杨小贝没有雄心壮志打造什么大型的商业帝国，她只是想力所能及地让大家增加一些收入，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吃过早饭，易二哥急着回去开工，跨上自行车就走了。杨小贝也想回家跟二伯、爷爷交代清楚，二舅急吼吼的，肯定没时间去跟家里人详谈，她有点担心，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家人会有点懵。
周品正自然自告奋勇地要送她回去。车都有了，谁还会苦逼地用11路啊？矫情也不是这么矫的。严重警告他安静地做一个好司机，杨小贝大发慈悲地给了他一个机会送自己回家一趟。虽然他们之前那啥，但是八字没有一撇，窗户还没有捅破呢，想登门入室？早着呢！
于是周品正任劳任怨地把人送回去，连杯茶都没有讨到喝——家门口的小道吉普车开不进去，他被杨小贝勒令在大路边上停车等待，反正她只是不放心回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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