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月的试用，于连站住了，一天，管家给他送来了第三季的薪水。德-拉莫尔先生让他监督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地产管理。于连因此常去那儿旅行。他还负责和德-福利莱神甫的那桩著名讼案的通信工作。这宗案子彼拉神甫告诉过他。侯爵在他收到的各种文件的空白处草草写上几句批语，于连据此写成信，这些信差不多每一封都可以签字了。在神学院，老师们抱怨他不用功，但仍把他看作最出色的学生之一。于连怀着痛苦的野心激发出的全部热情抓紧各种各样的工作，很快便失去了他从外省带来的那种鲜丽的气色。他的苍白在他的同学、那些年轻的神学院学生眼中，倒成了一个优点；他觉得他们远不像贝藏松的同学那样坏，那样拜倒在一个埃居面前；而他们则以为他得了肺病。侯爵送了他一匹马。于连担心骑马出去被人碰见，就对他们说进行这项活动是遵医嘱。彼拉神甫带他去过好几个詹森派的团体。于连感到惊奇；原来在他心里，宗教的观念是和伪善的观念、有望发财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钦佩这些虔诚、严厉的人，他们不想钱。好几位詹森派教徒待他很友善，给他出主意。一个新的世界敞开在他的面前。他在詹森派教徒中认识了一位阿尔塔米拉伯爵，此人差不多有六尺高，是一个在他自己的国家里被判处死刑的自由党人，而且笃信宗教。笃信宗教和热爱自由，这种奇特的对比使他大为感动。于连和年轻的伯爵疏远了。诺贝尔觉得他对他的几位朋友的玩笑，反应过于激烈。于连有过一、二次举措失度，决心永不再跟德-拉莫尔小姐说话。在德-拉莫尔府上，大家对他一直是彬彬有礼的，然而他自觉失宠了。他那外省人的常识用一句俗谚解释这种结果：新的就是好的。也许是他比初来时看得稍微清楚些了，或者是巴黎都市风情所产生的最初的狂喜已经过去了。他一放下工作，就感到不胜厌倦；这是上流社会特有的礼貌所产生的一种使一切都变得枯燥乏味的结果，这种礼貌是令人赞赏的，却又根据地位分得极为细腻，极为有序。一颗稍许有些敏感的心都会看出它的矫揉造作。当然，人们可以指责外省人举止平庸，或者礼貌不周；然而，外省人在回答您的时候，总还有点儿热情。在德-拉莫尔府，于连的自尊心从未受过伤害，但是他常常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想大哭一场。在外省，您走进咖啡馆时若发生意外，咖啡馆的伙计会关心您；当然，如果这意外令人不快有伤自尊心，他也会一边安慰您一边把那让您难受的话说上十遍。在巴黎，人们会注意躲起来笑，不过您永远是个外来人。一大堆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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