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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记的都是我第二天就不肯再读的东西，在我看来记日记不过是懦弱者的习惯，孤独者的自慰，便把日记本抛开了。可是没过多久，又开始旧病重犯。
但是我在阁楼里，记昨天见生父，只有两行字：茶馆，馆子，电影院，枇杷山公园，缆车，过江，回六号院子，睡觉。
没有提一个人，记日记保密是无意中学会的，不是由于“文革”中许多人因为“反动”日记送了性命，而是我知道这种见面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父亲知道了，怎么想？姐姐哥哥们知道了，怎么想？母亲知道我对待生父的一些细节，怎么想？
避开总是对的，反正我也不想记住那些细节。
第二天，我见着父亲，什么也没表示，什么也没说，昨夜那股冲动早没了。睡眠真是个奇怪的过程，像一次死亡接着一次新生，过滤掉了痛苦，榨干这种那种的欲望和情感。我把蓝花布拿下楼交给母亲，母亲接过去后，我就做自己的事去了。家里哥哥姐姐都回来了，房里房外挤进挤出。院子里的邻居，似乎每家都来了亲戚，热热闹闹。母亲心神不安，好不容易瞅到一个只有我和她在屋子里的机会，她说：“那布，等一会儿，我带你去石桥广场，找裁缝给你做件新衣服。”
“那是他给你扯的。”
“不要骗妈了，我当然晓得。”
我不理母亲，专心剥大蒜皮。
“他对你好不好？”母亲与我提生父总是用“他”，母亲不会不知道他对我怎样。她这么说，是要我承认生父，是想与我谈他，现在终于等到一个人和她说她心里的人了。她热切地望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说：“一般。”一副不屑谈，也看不上的样子。我并不惶惑，一个提供精子的父亲，一个提供抚养的父亲，我知道哪个更重要。
母亲在屋子里东磨磨西蹭蹭，过了好大一阵，说不带我去找裁缝做衣服了，裁缝收费贵，还做得不满意。她拉亮灯，将桌子擦得很干净，把那块布铺平，洒上水。拿出剪子尺子粉饼后，她嫌桌子不够宽，又把布移到架子床上。
给我比了尺寸后，她问我是做衬衣呢还是做套冬天棉袄的对襟衫。不等我说话，母亲自作主张，说夏天已过，还是做对襟衫吧！她仍旧是那个一意孤行，不用听我想法的母亲。
母亲一边用白粉饼在蓝花布上画着线条，一边说，你大概不知道，他当时在法院认了每月给你十八元，每个月付，直到你十八岁成年为止。每月按时寄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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