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很木讷，很少与外人交往，平日除了教书，就是回到宿舍看书或者在网上下棋。雪来了以后，经常和我谈论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事情。我说学生对学习感到枯燥的原因是目前的教育导向问题，是片面的提高升学率的结果。雪说教育导向问题不是我们想解决就解决了的，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需要我们从学习方法出发从教育的侧面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这一点我们做教师的应该有责任去探索……
雪的责任心和热情，让我想到了三年前的我。
三年前，我和芜一起分配到这座城市，芜选择去外企工作，而我却选择了教书。两年前芜所在的外企撤股，芜也随着企业去了南方总部。起初，我和芜还常发邮件，谈各自的工作，也谈彼此的感情以及思念。后来我和芜联系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即便是我给她发了邮件，她也在两三个月后回复我，声称工作很忙很累，我只好嘱咐她多注意身体。今年除夕晚上，我收到了芜的邮件，祝福我新年快乐，并告诉我春节前她从南方回来把户口迁走了。对于芜的不辞而别，我没有太多的伤感，也许她在那边比这边好吧……
余载看到这里顿了一会，向我要了一支香烟。我看着他深深地吸着香烟，烟雾轻柔地在他头顶飘散开，象一缕缕惆怅。余载走出我家的时候，忽然转过身跟我说，他不喜欢这个结尾。
又是一年春天，池水乍暖还寒，池边的柳枝开始吐黄，微凉的春风吹拂着我的面颊。我整理了一下衣装，敲开了余载办公室的房门，一位30多岁的女教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她余载在不在，她恍然地说：“哦！您就是那个报社的吧，余老师半年前就离开学校了，哦！对了，我前天收到余老师的一封信，他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
我打开余载的信，信上写着：我们很好，谢谢您对我的关注。余载，2006年春。
我不解地问那位女教师余载离开的原因，女教师对我说：“都是因为一张《南方周末》报纸，我休产假时候，我婆婆从南方来照顾我，行李中夹带着一份《南方周末》报，小孩过满月的时候，学校老师都去了我家，余老师不停地翻看那张报纸。第二天，他向学校领导写了辞职报告。不知道什么原因，谁也没和谁打招呼就离开了学校。”
我脑子里思索着这个迷，来到图书馆阅览室，跟管理员索到去年7至8月的《南方周末》报，一张一张仔细地查看着。忽然一个红色的醒目标题直射我的眼底《残疾姑娘献爱心，为失学儿童捐款10万元》，文章的内容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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