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的第一个“希望”是，“首相应该是一个人品高尚者”，这反映了牧野及裕仁的学识顾问、汉学家安冈正笃的思想。当时，安冈成立了“国维会”，主张让“新官僚”占据政治权力中枢。按照他的观点，信仰天皇思想的忠实官员比实现皇室利益的机构更为重要。只有忠臣才能阻止“国体”免遭被国内运动分裂与推翻。保卫皇权的有效方法就是培养完全效忠于天皇的得力人士。在这点上，裕仁与20世纪30年代的“新官僚”是一脉相承。
裕仁的第二条希望——“革除当前政治弊端，整肃陆海军军纪，主要取决于首相的人格如何”——表达了他的关心所在，即要将这两个最重要的任务放到新任首相身上。裕仁的其他希望则反映了他对两个主要保守党派轮流坐庄的不满，因为轮换总是带来政策的变化。对自己的大元帅权威受到侵害一点，裕仁没有责怪反乱的将校军官，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与军队的叛乱者相比，他更不信任议会政党，他要通过削弱政党内阁的权力——这本来是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来加强天皇的权力。
与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相比，想必老练的齐藤实海军大将作为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首班，更能起用一些意志坚强值得信任的官僚。这些人将成为“新官僚”。他们没有需要效忠党派政治之忧，拥有与天皇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将通过服侍裕仁来为国奉仕。正如明治时期天皇和官僚紧密配合的那样。现在必须恢复这种合作，包括任命激进的改革派的独裁官僚来辅佐裕仁。
所以，很自然地，裕仁不把选择“近法西斯思想者”放在考虑之内，这条禁忌暗指（如增田知子所指出的）新任命的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骐一郎。身为反民主主义的右翼压力集团“国本社”总裁同时又处于政治主流的平沼主张修改明治宪法。他希望自己组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森恪的支持。他在枢密院、军部和民间的右翼组织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右翼活动家们早就为平沼入选宫廷官僚四处活动。因此，不要说西园寺元老，就是裕仁和他的近臣们也有充足的理由反对平沼。
然而在1932年，对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来说，“法西斯”一词既模糊又神秘，主要是指意大利。因此，裕仁对“法西斯”的否定可能来自于（如增田所推测的）这样一个信念，即，任何批评他的近臣、希望改变明治宪法的人在政治上都是不可相容的。裕仁需要的是能让他感到安心的首相。如果那个人绝对忠诚且顺从，那么他是否持有法西斯思想并不重要，只要这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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