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此为著者观点，中国为7月7日——译者注）清晨，北京郊外约30公里处突发了一起不祥事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与中国驻防部队在马可波罗桥（中国名卢沟桥）发生冲突。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马上得到了报告，指示将前一天晚上由短暂的步枪交火所引起的这个问题就地解决。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线上的卢沟桥附近地区的交火持续了3天。至11日，经当地双方指挥官协商，签订了停战协议。之后大约3个星期，军队的指挥者成功地维持了停战协议。
这时，军部内在对中政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鉴于事态严重，正在双叶休养的裕仁不得不返回东京。分别以陆军省军事课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为主的一派认为卢沟桥事件是一个机会，因为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恼人的未决问题，比如说，“满洲国”从未得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标志满洲事变结束的停战协议也没有得到遵守，设在华北各省与满洲之间的非军事区经常遭到侵犯等等。如果将北京郊外的这场战斗当做一个挑衅的借口的话，那么所有与中国的未决问题都将会通过一场有力的军事打击得到解决，因为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是一个难对付的军事对手，所以，应该立即将部队调至北京地区，“保卫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持这种强硬主张的军官得到了关东军参谋部军官和南满铁路公司（皇室为投资股东）的一些文职官员的支持，他们希望将公司的铁路线从“满洲国”延伸到华北，因此希望看到事件的扩大化。①
而另一派由上层少数资深官员组成，以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及其部下第二课课长河边为中心。他们担心中国的情况变得太混乱，会导致把增强自身实力的军备资源转向对苏联防御上去。7月9日，近卫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延缓向华北增派部队时，主张就地解决事件的不扩大派的观点暂时占了上风。然而，扩大派早已在幕后进行活动，让本土的师团处于待机状态，并起草了增派部队的命令。当近卫内阁11日再次开会时，9日的决议被推翻，会议决定从关东军、朝鲜陆军和本土向华北派数千部队。
此时，裕仁对华北事件首先考虑到的是可能来自苏联的威胁。一个星期前的6月30日，不守规矩的日本第一师团在阿穆尔河的干岔子岛上修筑防御工事。那里是北“满洲国”和苏联之间界限不清的边境，苏联军队也来到了岛上，随之发生交火，日本方面摧毁了两艘苏联炮舰。苏联方面则表现得比较克制，虽然调来了更多的部队和炮兵，但是没有立即反击。②东京和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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