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一项非常崇高的事业是由一批具有崇高品格的人去从事并且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政治的品性和品质决定了政治家的心灵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纯正的情感、仁厚的德性和矢志不渝的信念；政治家必须有纵横捭阖、处乱不惊、运筹帷幄和决胜千里的能力……”
“小王驸马又出新书了！”这个消息如同长着翅膀的鸟儿一样传遍了整个汴都开封长期和商务印书馆有着良好合作的大书商毫不犹豫的下了数量巨大的订单不过此时那些订单还正在商务印书馆的厂房中加班赶印现在放在少数人手中的不过是新书的“试行本”罢了。
王静辉出书到现在数量虽然算不上很多但本本是精品颇有口碑不过长期居于斗室陪老婆和孩子人们很少见到这个浑身上下充满神秘色彩的驸马但昔日头名状元的名头和热心从事公益事业的他在民间的声望绝对不会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差直追二十年前的包拯了。
“《政治的尊严》？”王安石对王静辉是非常关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年轻人给他既是合作者又是对手的感觉他曾经将王静辉出道以来所有的奏章全部仔细阅读过可以说对王静辉的政治意图了解最为清晰的人便是此公了。
有宋一代基本上没有汉唐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之害更无外戚之患。但历朝皆有权臣从北宋初年的赵普到南宋末年的贾似道。臣僚之间党同伐异、争斗不休。为此欧阳修还曾著有《朋党论》为朋党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党当下尚能争论为国后期多小人之党且以朋党罪人不浅。即使是君子之党之间的争论极大地内耗了宋代统治阶级本已不足的统治力量。与此同时也使当权者急功近利很难逾越党派之见而不能通盘考虑、不拘一格地起用贤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国事越来越糟。在小人当政时就更不用说了。法制的根本目标在于“惩恶扬善”。但在宋代这种纵容、放纵的社会环境下善未扬而恶益张。最后只能是让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国而告终。
在王静辉看来在这个时代前有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后有苏轼兄弟等人这些人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可惜的是被儒家思想所束缚他们可以成为经学大师、大文豪、大词人但他们本身的缺陷难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宋朝的政治环境非常宽松至少比其他朝代要好地多欧阳修的《朋党论》是任何一个朝代的人都写不出来的因为统治者非常忌讳“朋党”一词而在宋朝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便是司马光的“旧党”与王安石的“新党”了。
王静辉所知道的后世党派和现在他所看见的“新旧党”对峙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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