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比大西洋宽了太多。
所以，朱由栋接到孙传庭信件的时候，已经了1637年的5月了。
在反复阅读信件数次后，他闭目沉思了一会，然后让方正化把田尔耕和黎塞留请了过来。
田尔耕自不必说，单说黎塞留，由于前些时候在印度协助大明官员开展民政时表现极佳，获得了大明文官们众口一致的称赞，所以朱由栋理所当然的给了他一大堆奖赏。当然，只是各种荣誉以及金钱的奖赏，爵位仍然是个子爵，而且是虚爵，没有封地的。
作为一个从封君封臣仍然遍地的欧洲来到大明的人，没能获得自己的封地，黎塞留觉得很遗憾。但同时，看到大明拿下了印度，自己距离回家的路又短了一些，他也非常高兴。对朱由栋交代下来的工作，干得更努力了。
最近这段时间，他主要就是协助最高法院的官员们翻译一些由陈子壮从奥斯曼带回来，古罗马的法典。以及协同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对一些大案要案进行审判，在审判中对传统的，习惯道德治国理念的法官们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应该说，他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启十八年（1636），山东、南直隶北部的白莲教叛乱，当地武警部队轻松镇压后，除了抓捕了一些首脑外，也抓了一大批的普通教民。
按照大明以前的习惯，谋反这种事情，为首的肯定是夷三族。骨干啥的也会被斩首，其妻女的下场也会很凄惨。但是对于普通盲从者，一般都是训诫一顿就了事。
但是当黎塞留参与进这个事情后，他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爆发了剧烈的冲突。因为，他的观点是：为首的当然该吊死，但是夷三族就没有必要了——在西方，君主杀了老子，然后让儿子为自己继续效命的事情不要太多。而做儿子的为了洗刷家族的耻辱，做起事情来也会极为拼命。
如果说他认为对首领的处罚太重，那么，他也认为对普通盲从教众的处罚太轻了：都是成年人了，人家蛊惑你造反你就真的造反哪？既然你选择了造反，就要做好为此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所以对于普通教众，他的意见是：根据个人情节轻重（造反期间有没有杀人、抢劫、qj等），分别予以绞刑、斩首、徒刑以及训诫等不同的处罚。
对双方完全不同的意见，朱由栋并没有轻易的下裁判。而是让他们把各自的观点和处理依据发表到报纸上。于是在天启十八年，大明全国上下，很是掀起了一阵对现有法律体系进行全民大讨论的热潮。
在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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