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初，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五位新客人。客人们一律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三男两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国人，却能操一口流畅的俄语。
据云，五位客人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他们都带有《生活报》记者证。此次中国之行，为的是筹建一家通讯社，名曰“华俄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将把中国的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同时把俄国的新闻译成中文，供给中国各报刊，以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在当时中俄两国消息相互闭塞的情况下，《生活报》的记者们筹建这样的一个通讯社，倒是确实需要的。当别的外国客人问起这五位俄国记者时，他们总是如此叙述自己来华的使命。
就在这个代表团抵达北京不久，又有两位从不同途径赶来的俄国人悄然到达北京，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其中的一位是俄国妇女，也来自海参崴。不过，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罗斯女人不同。她是贝加尔湖沿岸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她会讲俄语，也会讲蒙古语。她叫萨赫扬诺娃，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三个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函，表示准备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便是她。
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男子，蓄着大胡子，这位俄国人会讲一口纯正的法语——他本是俄国工人，后来侨居法国。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哈尔滨奉命赶来。他叫斯托扬诺维奇，又名米诺尔，俄共（布）党员。
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前来北京，都是为了配合那个《生活报》记者代表团执行特殊的使命。
最先开始“采访”的，是那位中国人——杨明斋。比起他的俄国同志来，他在北京活动要方便得多。虽然他的衣袋里放着苏俄护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国公寓，便融入了街头那黄皮肤、黑眼珠的人群之中。
对于杨明斋来说，这儿虽然是他的祖国，不过新来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毕竟他十九岁便离乡背井“闯俄罗斯”去了，在俄国度过了十九个春秋。他这次是头一回来北京。
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来到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北京大学，跟这位在那里任教的俄语教授用俄语交谈着——虽说他们也可以用汉语交谈，但是那时北京城里懂俄语的毕竟不多，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在海参崴长大的他，常跟那儿的中国人打交道，会讲汉语，懂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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