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善回到广州打的士在家的楼下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上楼。他很想上楼马上见到妻子秋香和女儿可可，甚至在北京他都想给秋香打电话让她带着可可来机场接他。
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必须要慎重。一个多月了，他现在不知道文化节那些协办单位和参展商起诉他的情况进展如何，不知道酒客隆那个烂摊子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社会上对他有什么样的传闻，不知道秋香带着女儿过得怎么样，一切都不知道。他把这一切都看成了是和自己命运攸关的事情，也就相应地扛起了这一切的责任，在担负责任上他似乎忘记了李易和巴特尔，徐善不愧为老大，很有风范。他之所以这么慎重，不让秋香带着女儿和他见面，就是怕将火引到自己的家里，他不想让自己的后院着火，伤及那对无辜的母女。
这就是六十年代生人和七、八十年代生人的不同之处。我们不是倚老卖老，我们还没有老，我们只是刚到中年。青年和中年四十岁是一道坎儿，分界线。之前是感性人生，之后，是理性人生。感性人生做事情可以冲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负责任，输得起，输了，还可以再去搏，心灵充满力量，可以不断去进攻；理性人生做事要考虑后果，对现有的一切都充满了责任，已经输不起了，心灵也没有力量了，只能严格防守。写书人又走进小说现场，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不太偏执的新生代们也会有兴趣，因为你们马上就会成为九十年代，二千年代生人的老人家，你们也要跨越四十岁的门槛走进中年。这里有一种英雄行为，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背负的东西没那么重要，走到头，也没啥意思，但是就是因为背在自己的肩上了，就要一步一步前行，毫无条件，不能推卸。这不是愚蠢，不是矫情，也不是虚伪，我们这代人，卸不下这个重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六十年代生人可能会是传统道德最后一代的背负者，也是新信息文化开始之后旧有文化的末代传承者，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年龄最小的一代回忆者。
徐善对自己这次回来，后果想得很不乐观。文化节失败导致众多的上诉者，如果时间长了自己不出面，性质变了，那就麻烦大了，如果这次活动失败，性质变成了诈骗携款潜逃，就要吃官司，一旦失去自由，自己日后的前程就断了，名声就毁了，几十年的人生积累就要灰飞烟灭。
徐善在家的楼下犹豫了很久，在车里没有出来，最后还是打的走了，他有些莫名其妙地又回到了白云机场。到了机场司机告诉他：老板，机场到了。司机觉得这个人有一些问题，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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