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在心里一直对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同志保▍这尊重的苏联领导干部。
自从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式成立之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加里宁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直到1946他过世时都保有这个地位。很少有人知道，苏联的国家元其实不是斯大林，而是这位已经年过60的加里宁同志，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元。
加里宁不仅是苏联政治家、革命家、早期的国家领导人，在林俊心中他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加里宁与列宁一样都是相当关心劳工与农民的领导人，常常以国家领导人身份与一般市民接触并且了解市民的希望，并且展现一个“好爷爷”的风范；在大清洗期间也有不少人写信给加里宁，而加里宁也常常介入审判，因此救了不少无辜的人——这一点是林俊最佩服的，要知道在大清洗时期敢于站出来的人实在太少了。因为加里宁为人几乎无可挑剔，很多人也称呼他为为“亲切的祖父加里宁”。
加里宁人生中唯一的缺憾就是在卡廷大屠杀屠杀波兰士兵的事件中，他也有在公文上签名批准。对于这一点，林俊也有他地看法：有时候一个伟人也不得不做违心的事。就连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贡献的加仑将军也曾经在对奉系军阀战俘处置的问题上犯过错误，留下终身的遗憾。
这次斯大林将加里宁的专机临时调给自己，也应该和加里宁一贯的“好爷爷”作风分不开：如果这次到赤塔的是伏罗希洛夫元帅，那林俊也只能再次窝在运输机简陋地帆布座位上去远东。
这次“截”了加里宁的专机，虽然误不了他的行程，但林俊还是过意不去。
“斯诺尔尼克，上次那个中国的军事委员长送我的茶叶你有没有带上？”
这段时间林俊身边的三个随从分工明确：费科奇诺夫负责一切机密文件地调动和整理，一个全职的机要秘书；兰德斯科奇就负责他的贴身警卫工作；而斯诺尔尼克暂时将自己司机的职责放在一边。当起了长的生活秘书。
“都带了，安德烈同志。”这是林俊对部下的要求：不要叫自己长，还是安德烈同志听着舒服。
“把那罐还没开封的拿出来。”
“是，安德烈同志。”
斯诺尔尼克走到机舱后部，从小型的行李舱里取出林俊的其中一个行李箱，拿出一个锡罐交给林俊。
这是个没有任何花纹装饰的罐子。看着一点也不起眼，乍一看还会以为是个大号地烟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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