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冲突学派认为社会是动态的，无时不在变化之中。整个社会体系处于绝对不均衡中，在社会体系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冲突与不和的因素，对于社会体系的整体来说，它们都是或明显或不明显的不整合和社会变迁的来源。社会在运转中所保持着的秩序，是权力在起着维持秩序的作用，来自于一部分社会群体对另外的社会群体进行压制的结果，而不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和公共权力的认同。因此，许多社会问题并不是均衡模式所能解释得了的。
所以，在我们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目标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作为常态的社会本身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也就是功能主义和冲突范式的选择问题。出于现实性和建设性，选择冲突范式更有说服力。
首先，时代性。范式的选择与兴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往往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制约。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兴起、发展于20世纪4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战火也基本没有波及美国本土，使得美国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战后美国迅速地转入为和平建设服务的国民经济轨道，一时国内欣欣向荣，社会和谐，民众生活稳定。在这种繁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结构功能主义应运而生，成为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中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但西方进入20世纪60年代，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美国的繁荣也好景不长，也为各种矛盾和问题所困扰，先后爆发了反越战运动、保障民权运动、肯尼迪被刺事件等。正是在这种动荡的年代，冲突论应运而生，美国社会以达伦多夫和科塞为代表的冲突学派开始活跃于学界，批判结构功能理论所宣扬的社会均衡、稳定、和谐与整合的“太平盛世”，切中时弊，回答困扰人们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关论述参考华青：《结构功能学派和冲突学派》，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6期。这两个学派的一起一落，反映了两种不同社会背景的转换。这两个学派在看待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上的根本分歧，正好与这种社会背景的转换相呼应。
当前，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目标，并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的社会整体上已经不和谐了。同时，我们也要正视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分化调整、文化观念现代化等一系列的新生问题，社会和谐确实受到了一定影响。社会转型就是一个调整原有秩序、构建新型秩序的过程，不可避免会遭遇两种秩序或隐蔽或激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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