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

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新小说》(杂志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初时(1907年)之事。稍后(1910年后)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立报》(日报),按期陆续收阅。——这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财。

《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不少近代西洋思想。他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发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的,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

《新民丛报》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约占十分之二外,还有其他人如蒋观云先生(智由)等等的许多文章和国际国内时事记载等,约居十分之八,亦甚重要。这些能助我系统地了解当日时局大势之过去背景。因其所记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之事正在我读它时(1907年—1909年)之前也。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个中学生。

《国风报》上以谈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选举制度、预算制度等文章为多;其他如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亦常谈到。这是因为当时清廷筹备立宪,各省咨议局亦有联合请愿开国会的运动,各省督抚暨驻外使节在政治上亦有许多建议,而梁任公一派人隐然居于指导地位,即以《国风报》为其机关报。我当时对此运动亦颇热心,并且学习了近代国家法制上许多知识。

革命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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