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要拿出多少资金才足够，没有“正确的答案”或方案，因为恢复信心是一个心理问题，每种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就墨西哥的局势而言，市场参与者们所关心的是短期债券，因此我们决定拿出比我们认为墨西哥所实际需要的更多的资金。就像一座庞大的军火库一样，一笔巨额的资金也会给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影响。如果投资者相信有足够的资源恢复经济，而且政府已着手处理潜在的问题，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
得知我的任命书已到达白宫的消息后，拉里和我马上收拾我们的笔记赶往白宫。我们在极其糟糕的时候给总统带去了极其糟糕的消息。仅仅9个星期前，他遭受了严重的政治打击——民主党40年来首次在参众两院都失去了多数。纽特·金里奇和他的《与美国订约》风光十足地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克林顿总统正在努力打拼以在政治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而这时我们来了，1月10日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仅仅根据政策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有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而且有政治风险的决定——这一决定存在着不成功的实实在在的风险。
与往常一样，克林顿没费多少时间就掌握了局势的发展情况。他向拉里和我问了一些问题。克林顿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真的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吗？我们回答，是的。第二，总统想知道，现在的时机是否适合推行我们的计划制止这些后果？尽管无法保证能够成功，但我再次表示，现在正是合适的机会。最后，总统问如果救援行动没有起作用，我们会损失多少资金。拉里解释说，我们将每次提供30亿美元贷款担保，分批提供，如果救援不起作用，我们将能够把我们的损失控制在250亿美元以内。
在听取了我们的分析和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后，克林顿迅速做出反应，表示他必须冒这个政治风险。他说，“这就是美国人民选我们到这里来要做的事”。我还记得，总统说如果他不做出救援墨西哥的决定，他就无法入睡。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比尔·克林顿遇事犹豫不决或受政治而不是政策驱使时，我经常会记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并以此进行反驳。采取行动救援墨西哥，他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只是在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严重受损时冒着巨大的风险。
在我们的讨论结束后，克林顿走向他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要求给他接国会两党领袖。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参议员鲍勃·多尔（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和汤姆·达施勒（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众议员纽特·金里奇（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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