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我妈妈在沃尔多夫-艾斯托利亚酒店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了我爸爸。据我爸爸讲,当时他正和他的一位诉讼当事人在那里,这位当事人曾为一家医院捐助过一大笔钱,所以很受尊重。我爸爸和他的客户坐在首桌旁,这位客户正在诉说他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结婚。我爸爸应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爸爸应当邀请坐在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士跳舞。我爸爸看了看那位女士,说他不喜欢跳舞。

然后当他目光转到阳台时,发现了我妈妈。他告诉他的客户:“哎!我想和那位姑娘跳舞。”当时也正坐在首桌的我妈妈的爸爸听到了这段对话。

塞缪尔·塞德曼说:“你想和那位年轻女士跳舞?”“她是我女儿。”

我父母在某些方面因为性格正相反而相互吸引。我妈妈有积极的人生观和一种自我满足感。遇到问题时,她的态度是,任何事情都将会有圆满的结局。我爸爸有着强烈而敏感的分析头脑,对他所做的事充满自信,但他也是一个事事操心的人。他不喜欢让别人去做重要的具体问题,不管是生意、医疗或家庭方面的事。我父母现在都已经90多岁高龄,我对他们性格的描述是准确的,我推测,他们在30多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人生观有这么大的差别,但现在他们已经幸福地在一起度过了近70年。

我出生于1938年,当时我父母还生活在皇后区的内庞西特。3岁时,我们家搬到了位于曼哈顿西八十一街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对面的一套公寓。我在沃尔登小学上学,这是一所校风进步的私立学校,位于中央公园西部,距离我家所住的公寓楼有几个街区。沃尔登小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表达能力,强调合作和关心社会。在学校里,学生们对老师直呼其名。我现在还深情地记得我三年级的老师名叫索拉。

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我父亲进入他一位同学的父亲开办的一家法律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鲁宾·赫特金公司。公司专门经营房地产业,但也拥有诸如《纽约时报杂志》之类的客户,因为我父亲的合伙人是该杂志社董事会的成员。我父亲的工作是做财产税评估,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同时也过问着他父亲破产后所剩无几的生意。其中之一是集中于北卡罗莱纳西尔瓦镇的一些云母矿,开采这些矿实际上是在赔钱。云母是一种在飞机上用于线路绝缘的重要战略物资。30年代,美国主要从东印度群岛廉价进口云母,所以当时云母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美国的云母供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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