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过去的我和华盛顿更相适应的话，我想我也许会早就认识到这些建议者中的一些人所持的怀疑国家经济委员会能否成功的问题。六个月后，沃尔特·蒙代尔告诉我，当他第一次听到我将担任该职位时，他就有这样的疑虑：他感觉其他的新一届政府高级成员可能会把国家经济委员会看做是对其自身权威的一种威胁及其直接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障碍。我确实对这些障碍中的一部分有担心，但我并没有陷在这里面。也许这是因为我并不太了解政府的运作模式。如果我完全了解这些缺陷，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我还是会接受这一职位，但是会更战战兢兢。
当我将得到的建议综合起来考虑时，我意识到我面临两个相互联系的挑战。第一个是使国家经济委员会成为一个有效的白宫议事进程。第二个是和总统及其他经济团队协同工作以便制定合情合理的经济政策决策。使我专注于考虑这两件事的原因是总统指示在其1月20日就职典礼之后的一个月内，要向公众宣布一份经济复苏方案。当我无法使吉恩·斯珀林和其他人信服我为何未能出席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时，他喜欢提醒我这一点。因为那天下午2点，我要举行一个有关预算的会议。
国家经济委员会确实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总统使用它的愿望。从一开始，比尔·克林顿就很清楚地向其经济团队表示，他想利用这一机构来使大家的努力和谐一致并协调政策。我记得，我在小石城做“工作访问”期间，克林顿对我这个粗略观察做了评价，他将大选前不久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的鲍勃·伍德沃德连载文章中对他的一些同僚的描述归结于布什总统的预算主任理查德·达曼的功劳。克林顿认为，布什团队对“冲突的狂热”极大地削弱了其前任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的有效成绩。
与此相反，克林顿认为布什在外交政策的有效是全国安全委员会做出的起到成功协调作用的一些公正措施带来的必然结果。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切尼成功地完成了他们在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中的多重角色并团结成一个团队发挥作用。新当选总统希望国家经济委员会在经济政策上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因为经济政策缺乏制度性的协调机制。不同界的政府尝试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当经济政策由白宫运作时，内阁官员经常被证明是缺乏相互间的合作的。当财政部长被授予协调员角色时，他不得不经常与其他内阁官员发生冲突。
克林顿显然对良好的运作程序有一个先见，这一程序与斯蒂芬和我在高盛的运作方式相似。作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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