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明确表明的是,他将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他将会否决预算案——如果他没有做出重大改进以更加接近他的立场的话。我担心的是,克林顿的形体语言可能会再次被误解。在我们于这样的一次例会结束后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时,克林顿问我对他的表现有何见解。我说,“总统先生,我过去常常列席旁听在高盛公司举行的许多谈判。因此(现在)把你比作我的客户,我们一同离开这次会议。就你给那些人留下的感觉来看,我敢说,他们将会认为自己可以任意摆弄你”。当时担任办公厅副主席的哈罗德·伊克斯后来告诉我,克林顿又向别人复述了我告诉他的那番话。我的印象是,总统此前并未意识到自己在那些会议上所造成的影响。

金里奇和其他人的确这样误解了克林顿,把他的倾听和达成某种妥协的愿望当做某些迹象——他会在自己从未妥协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回过头来看,共和党人对克林顿谈判立场的误解证明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有所助益的。政府两度停止办公、联邦政府面临不能履行债务的危险以及与国会领导人无休止的会议,在经历这些以后,克林顿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大为改善。他最终得到大多数他希望获得的东西——如保护老年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和穷人、残疾人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并阻止了大多数他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如有利于富人的大规模减税。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没有进行任何交易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谈判经验。有时,拒绝买通对方的同意,效果会更好一些。

克林顿和金里奇冲突与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和原则利害攸关,1995年秋天爆发的债务限额危机戏剧性地使这些问题和原则处于显著地位,而且,这场危机与发生在整个冬季的预算争斗和两次政府关门交织在一起。从表面上看,这场冲突涉及某种有关联邦债务管理的技术细节的争论,外行几乎无法弄懂。但这场争斗——与我在华盛顿不得不面临的任何一场争斗同样激烈——真正牵涉到的是两项根本原则。一项是偿债义务;另一项则渗入到那场规模更大的、笼罩在债务限额危机之上的预算争斗中,即:联邦政府的责任和角色是什么?随着这一戏剧性场面在1995年末和1996年初的逐步展开,我不仅对因政策问题而遭遇的严厉批评,而且对人身诋毁,都有了深刻体会——对人身诋毁的体会比在墨西哥(金融)危机期间更为深刻。

提高债务限额是一个技术问题。我将简要解释一下有关背景。在几乎整个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承担了国债,这一债务通过发行财政部债券而得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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