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与此同时，李敖与高雄市“政府 的一场官司也在进行中。早在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５日，李敖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高雄市方面由盐埕区大仁路１４１号孙慧珍代为销售。６月２７日，警员王聪琰将其书查扣，并出具编号第０３９３３４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 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该书并未在查扣之列，李敖感觉到又有戏唱了。
８月１０日，李敖去函高雄市长苏万成。他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１３４条、第２９条及第３０４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七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损害赔偿责任。 苏南成收到信后，半年多时间未予理睬。于是，李敖于次年３月１３日由龙云祥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 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高雄市“政府 收到后，无法再赖，于５月９日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与李敖达成了“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 ，确定除了撤销所开票据、退还查扣的两本书外，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币一元，并将王聪琰调职处分。
在协议当天，警方命王聪琰当场向李敖报告事情经过。这位大块头警员满面羞愧，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警方问李敖对王的处分“是否满意 ，李敖网开一面，大大咧咧地说：“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 王聪琰听了，赶忙向李敖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就这样，高雄市“政府 于无奈之中开出了一张壹元额的“国库 支票，李敖把它作为战利品保存了下来。
就在台北、高雄皆被李敖罚款后，官方在查禁出版物方面谨慎了许多，李敖的生意也似乎更加好做了。但没过多久，台中市“政府 又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２日，李敖得到消息：台中市军警宪及情治人员一大批，趁妈妈张桂贞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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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亲之时，在头一天找锁匠开锁，闯入她在台中一中的宿舍，搬走大量书籍。李敖赶忙从台北赶到台中，料理善后。他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后，根据官方开据的三联单上的大印，将目标对准了台中市“政府 。７月１日，李敖以请求权人张桂贞的代理人身份，向台中市“政府 寄出了《损害赔偿请求书》。
五个月过去了，对方没有反应。李敖又以原告张桂贞诉讼代理人身份，在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庭将台中市“政府 告上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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