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茶棚村的小台子沟，离莲花学校有五华里的路程，步行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左右，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只好带饭。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农村的日子非常地艰难。我家有八口人，靠我父亲一个人挣工分养家糊口，干了一年连粮食都领不回来。粮食不够吃，尤其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更是上顿不接下顿。这个时候，母亲只有挖些山野菜什么的，掺到苞米面里做成饽饽，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主食。可以说，我们的童年是伴随着饥饿长大的。
由于生活所迫，大哥李兴库和大姐李淑杰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家里挣工分，减轻点父亲的压力，这样才能保证我和弟弟们继续念书。后来，三个弟弟也相继辍学。正是由于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使我后来通过考试成为了乡机关干部，还先后当过副乡长、副书记，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哥、姐和弟弟们所做出的牺牲。我最感谢的，还是我的母亲。因为日子过得太艰难，我也一度产生了辍学的想法，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让我一定把书念下来。正是由于母亲的坚持，才有了我的今天，也就有了我和本山的这份缘分。
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上在学校打打闹闹和往返好几十里的山路，我像一只饿狼一样，特别地能造（吃），一顿三、四个大饼子。每天，母亲都要在我的书包里装上几块大饼子或者是几穗烀熟的苞米，加上一块咸菜疙瘩，这就是我的午餐。说实话，大饼子很难吃。做大饼子的苞米没去皮，所以很粗，往下咽的时候都拉嗓子。我唱歌的时候嗓子很粗，大概就是那时候吃大饼子拉的。尽管是这样，能吃饱肚子我已经很知足了，俗话说得好：“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对于前两句，我和本山都有着切身的体验，至于后两句，我想本山比我体会得更深一些。
人一上了年纪就有点发“贱”，现在条件好了，大米白面吃腻了，我和老婆有时候也吃点苞米面、高粱米之类的粗粮。但这时候的粗粮和当年不能同日而语：苞米面是脱了皮的，磨得精细，再掺上点豆面、白面什么的，比白面馒头还好吃。现在的高粱米也都是些“大龙眼”之类的好品种，白得像大米似的，吃起来特别香。这样的高粱米过去不让种，因为低产。当时我们吃的是一种叫作“晋杂5号”的品种，因为秆颗矮，俗称“老母猪翘脚”。产量虽然很高，但是壳脱不净，非常难吃，不少人就是吃它吃出了胃病。我们两口子吃粗粮的时候，孩子们出于好奇也想尝尝，结果吃一口到嘴里，马上就吐了出来，咽不下去。现在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有理由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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