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的苏轼，凭吊完妻子时日后便回到朝中。此时曾经的故人王安石已被任为朝廷正宰相，王安石深知大宋国库因岁币、冗官等原因早已亏空，宋神宗也为此事时常彻夜无眠，王安石提议变革老祖宗之法，为宋神宗讲明了变法的利处，可以逐步增长国家的税收，填补国库挖空现状，又能造福于民。宋神宗深知国家之体制乃宋太祖遗留下来祖宗之法，不可轻易变革冒犯，但如果不变革，只能坐以待毙，便姑且同意了王安石的主张。
第二天，朝堂之上，宋神宗将王丞相变法之事公之于众，便立刻遭到了大部分人的极力反对，其中二人便是苏轼与副丞相缸哥。
苏轼与王安石的争执在于财税政策改革上，王安石主张开源，以青苗法代表，王安石说：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国库税收，另一方面缓解了部分贫困地区的米粮之饥，百姓还可以贷款发展棉纺等手工业，增加收入。
苏轼主张节流，苏轼说：祖宗之法中，设置一权多职，用以分割过于集中权力的想法固然是好，但另一方面，造成了目前冗官的现状，特别是恩荫制度下，滋生了大量不必要的官职和费用支出。因此我支持王丞相的裁撤冗官、冗兵的改革之法，从减少国库支出入手。但对于青苗法，我认为有所不妥，官员通过手中的权力向百姓放贷，如果把控不好，后果比民间高利贷的危害更大，甚至会演变成官逼民贷，后果不堪设想。
而缸哥站出来则说：祖宗之法乃太祖所留，变革乃是对祖上大不敬，我同意苏轼节流的方法，但我反对王丞相的一切变法。
宋神宗一时难以决断，决定思忖两日，后天再议。当夜，王安石愤恨不已，朝中腐朽反对变法也就罢了，可连他中意的苏轼也反对他的变法，他变法的目的是想把国家从濒死的状态拯救起来，尽管有些地方可能会有所不妥，甚至与民争利，但换句话说，国利不存，民利何存，当务之急应是以国家为本。这不仅是他身为丞相的责任，更是他的理想，他坚信自己是对的，他不会也不允许失败。
因此，他指使御史总府谢大人在宋神宗面前捏造苏轼从政之失，又在宋神宗面前讲明国利先于民利的道理，神宗便决定支持王安石变法，他没得选，只能对王安石孤注一掷。
两日后的朝堂，神宗宣布支持王安石的所有变法，缸哥被罢相，苏轼遭贬，左迁杭州通判。
听闻苏兄来到杭州做了监察长，晴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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