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在明朝中期的文坛掀起了一场波澜，其中，激进与保守交错，创新与蹈袭相杂，所体现出的功过是非相互错杂的特征，显示了这股文学思潮自身的复杂性。
从前后七子文学活动的积极意义上看，首先，他们在复古的旗帜下，努力为文学寻求一席笃立的地位。特别是前七子崛起之初，文坛上歌颂圣德、粉饰太评的台阁体创作风气还未完全消除，加上明初以来程朱理学备受重视，且在尊儒崇道的背景下，科举取士重经术而轻词赋，造成了诗文地位的下降，一些“文学士”甚至遭到排挤打击。
为此，李梦阳曾质疑：“‘小子何莫学夫诗’，孔子非不贵诗，‘言之不文，行而弗远’，孔子非不贵文，乃后世谓文诗为末技，何欤？”
显然，李梦阳等前七子在文坛上倡导复古，与他们重视文学的笃立地位、积极探索文学的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联系。
其次，在重视文学笃立地位的基础上，前后七子增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定的冲击。
如后七子对诗文法度格调的高度重视以及批评王慎之、唐顺之等唐宋派作家重“理”而轻“辞”的毛病，虽然有过多地注重形式的一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重视文学审美特征和以重形式的手段摆脱文学受道德说教束缚的要求。
而前七子则明确地将复古的目的与文学表现作家真情实感、刻画真实人生的追求联系起来。特别是李梦阳贬斥“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的“今之文”，赞赏“文其人如其人”的“古之文”，而且把民间“真诗”的文学地位放置在文人学子作品之上，甚至欣赏被道学家斥之为“吟靡之音”的市井时调，进而将文学求真写实风格的衰退归结为宋儒理学风气侵害的结果，提出“宋无诗”，“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这些都体现了对文学自身价值的一种新的理解，以及敢于同传统文学观念发生离异的风气，赋予了文学复古活动以深刻性和挑战性。
尽管如此，前后七子复古活动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他们在寻求复古的过程中寻求消除文学旧误区的办法，却又陷入了文学新的误区——在拟古的圈子中徘徊，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便是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着距离，求真写实的观念并未在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为数不少而缺乏真情实感的模拟之作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水准。
在前后七子文集中不难发现一些蹈袭的篇章，如王世贞拟古乐府《上邪》中“上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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