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仁在澳门这段时间，受到的这三个冲击，可以说是大顺的特殊性导致的。
而他受的第四个冲击，就和大顺的关系不是很大了。
得赖到他们耶稣会自己身上。
从利玛窦开始，就一直试图把借用华夏古文里上帝的概念。
即便后续被教廷禁止了，但是耶稣会这边还是一直试图这么办，并且一直在尝试和儒家辩经，从耶教那一套来解释上帝、太极、气、理的概念。
这当然对蒋友仁也产生了影响，他本就是耶稣会的人，又是专门来中国的，而且还是在大顺明令禁教之后来中国的，对这一套东西可谓是相当熟悉。
在前三个思想上的冲击产生之后，某日夜读《尚书》，读到汤誓一文，念到“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时候，猛然一悟。
随即翻阅《旧约》，“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监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嚎，我也听到了。我下来，正是要救他们脱离苦难的……”
翻完《尚书》，就看《旧约》，加上耶稣会内部一直以来对上帝这个汉语词汇的解读，让蒋友仁的脑子里一阵浆糊。
脑子里下意识地想到的，就是《易》里面的词：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本身从利玛窦时候开始，就在争夺上帝这个词。而一旦按照利玛窦以及后续的耶稣会教士这么理解，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出埃及，和汤武革命，是否都是一个意思？
只是在巴别塔让各地语言不通之后，产生的不同版本？
而精神内核，其实是一致的？
故事可以不一样，但只要精神内核一致。
圣经本身，旧约中的一些故事，是否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隐喻？
夏桀不忧念民众、舍弃稼穑，夺农功之业，以敛财货，劳遏民力。于是商汤见夏氏有罪，听从上帝旨意，不敢不正。
这和出埃及相较。
是否其精神内核，可以认为，汤武革命、出埃及记，都是受压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进行的一场革命？
能对着《尚书》、《易经》把《圣经》理解成这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异端了，而是异端到可以直接上火刑架然后挫骨扬灰的水平了。
歪到天际、飞到天外去了。
蒋友仁对那天晚上猛然冒出的这个想法，自己把自己吓得好几天没睡着觉。
可他内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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