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上海。小雪。】
很高兴公使先生说服了公司在中国商馆的大部分蠢货。我们至少不用担心触怒天朝皇帝而被驱逐了。
对这个东方帝国不了解的人，根本不明白一群“夷狄”绕开官员和监视的军队，直接拦皇帝的御驾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故事里仿佛一个骑士庄园大小的中国——可悲的是，欧洲大部分对中国的臆想，是以骑士庄园那么大为想象的，皇帝动辄走遍他的领土体察民情。
公使先生认同我对茶叶税问题的看法，但印度问题我并没有和公使先生商量。
他询问了我关于荷兰与中国和解一事的看法，我的回答非常干脆：立刻放下仇恨和怨气，选择与中国合作，是荷兰从我们共同的威廉殿下去世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最为正确的一个决定。
公使先生担心中国方面会不会如法炮制voc解散事件，并且担心将来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的东印度公司。
我不得不向他讲述了两个中国故事，一个叫刻舟求剑、另一个叫守株待兔。
或许，中国方面也会有人犯这样的错误，但至少那位公爵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告诉他，荷兰的选择对荷兰来说是绝对正确的，恰恰是因为没有我国东印度公司所要面临的困境——荷兰不会有棉布禁止法案。
分散的行会力量，不足以撼动阿姆斯特丹那些金融家、投机商、贸易商人的存在。
我们则不同。
我没有直白地解释我们的不同，因为公使大人也是有爵位的贵族，有自己的土地。
我不好说的太清楚，羊毛和呢绒贸易，支撑了英格兰的土地地租。而谁敢动英格兰的土地地租，谁就会被贵族们反对。我们东印度公司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工业资本的作坊主和土地贵族们一起来压制我们，我们很难胜利。
这或许会触动公使大人的敏感的尊严——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为祖国、为荣誉、为贵族的荣耀、为忠诚、为情怀而工作和从政，坚决不肯承认他们是为了地租而奋斗。
实际上，伦敦街头悄悄流传的小报、社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沃波尔政府主导的间接税改革，之所以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根本原因是因为英国的大部分土地的经营模式，是依靠农业雇工来完成的。
首相试图讨好土地贵族，降低农业税、提升间接税。但实际上，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深入了解英国的土地经营模式。
他犯了和我们在中国外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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