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是个标准的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当然不是这些开矿的、煮盐的、搞工商业的。但大顺有个很特殊的地方，既使得刘钰整天吐槽侮辱说是修补匠，也使得大顺可以在一些特殊的工业上扶植一群新的财阀。那就是大顺的地租太高，内需不振，使得布尔乔亚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表现的非常直接且尖锐。其原因就是牛从昀给皇帝说的大顺不会有英式圈地运动的原因。地租已经到顶了，除非一亩地能够产出四五两白银，资本才可能用比佃户更高的租金把土地租到手、让棉花吃人。而既然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资本暂时对国内的土地是无兴趣的。同样的钱，在南洋可以弄十倍的种植园，人工成本极低，那为何非要在国内与地主阶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呢？虽然这种矛盾不直接、不尖锐。但作为大顺新兴阶层代言人的刘钰，仍旧对地主阶级充满了恶意，就源于地租拉高了利息，而过高的利息和土地收益率严重遏制了资本流向工商业。只不过这种矛盾是隐藏的，是以大顺的士绅阶层和工商业阶层的关系，在整体层面上，矛盾并不十分尖锐，甚至经常有同流合污的倾向。两边的矛盾，更多体现在刘钰在松江府弄南洋米这件事上。南洋米大量进入，工商业非常高兴，因为纺织业的齐行叫歇，叫出来一个“米贴”，如果米价过高，会让资本付出更高的工资，因为至少要保证工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而南洋米的大量进入，地主非常不爽，因为他们收的是实物租，米价越低，他们的收益越低，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地租收益。除此之外，整体上两方的矛盾还没有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唯独，盐井是不同的。盐井的高地租，使得资本非常不爽。盐井，是真的能获得远超现在大顺平均利息的收益的，所以资本是乐于涌入的。而涌入的结果，就是资本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在大顺，看地主和资本的阶级矛盾，只看耕地，是需要透过地租和利息的逻辑才能看到的，并不直观。大顺朝廷的统治阶级并不是工商业者。但是，当然也不是这些有盐井田的地主。大顺不敢搞全面的耕地土改，但是动一动这些盐井地主的胆量还是有的。牛从昀是不怕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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