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开始主政时,对运河的管理重视程度不是很够。他毕竟不是经济学家,以前也没研究过运河历史,因此心中对运河在帝国治政方面的地位认识高度没有张居正、王国光等人高。

到了万历三年,朱翊钧对运河的认识高度终于和张居正拉平。主要原因为两年来张居正等阁臣对运河管理的极度重视,凡有总漕奏章,张居正必然长篇累牍的分析利弊,往往还要请见,潜移默化改变了朱翊钧的想法。

张居正多次对朱翊钧指出,因为京师为帝国核心,军、民人口稠密,华北平原的产出不足以供养,因此江南转的运粮米成了帝国命脉所系。

有一天张居正再次请示漕运事的时候,对朱翊钧形容漕粮的重要性时说道:“一日不得则饥,三日不得则不知其所为命。”这句话让朱翊钧深感悚惧。

后世之人生活在物资极度丰富的年代,对物资紧缺缺乏感性认识。朱翊钧穿越到皇帝身上后,生活中的一些不便利的地方,包括后世的一些享用,都一一命张宏、张鲸等人予以解决。

朱翊钧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例如卫浴设施、日常生活用品的开发使用等事,这两年已经逐渐从宫中向外扩散。除了家用电器朱翊钧暂时没办法外,其余的享受和后世没有太大差异。

正因如此且穿越到皇帝身上,朱翊钧对民间的生活状况了解的并不是太多。

各地情报和银章直奏所述民间困苦情状,文字高度概括,例如“人庐漂浮过万”或“大饥,饿殍满地”之类,并无细节描述。朱翊钧当时看这些奏章,像是在看历史文献似的,并无切肤之感。

但是张居正当日向他所说“三日不得则不知其所为命”时那恐惧的眼神,严肃的神情,让朱翊钧猛然发觉,尽管在这个世界已经生活了两年,自己与这个世界却一直是疏离的。

这种感觉很荒谬,又很真实,像是一把匕首划开了朱翊钧穿越以来一直包覆着全身的软膜一般,使他第一次产生了与这个世界产生了血肉联系之感。

这种感觉在那日后,变得越来越清晰,体现在日常和两宫、幼弟、妹妹等家人的联系之间,体现在他与孙乾、魏朝等人一起生活的点滴之处,越来越把他同化、同感,使之与本时空的大明越发的共情、共鸣。

这时候的朱翊钧,回首再看两年来的施政,诸多孟浪之处一一浮现。

朱翊钧反思自己,两年来嘴上说着惕励亲民,但早就和人民群众之间断了血肉联系,自己身上的本就不多的“党性”早已千疮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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