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现在很愿意说自己心甘情愿被后继者“牵着鼻子走”。遥想当年 刚卸任总经理一职时 他曾闲得“抓耳挠腮”。“2001年倪润峰为什么又会上阵了呢？战马听到军号声情不自禁就上战场了。”卸任之初 王石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公司里没有人找他了。会议室聚了一帮人 王石问秘书那是干什么呢？回答说在开总经理办公会。“你想能不难受吗？”最难把握的是 对于下属的决策 你如果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最后定夺 你会发现两次以后下属就不是来请你审查 而是直接向你请示了。这实际上等于垂帘听政 属下永远不会进步。“所以要忍住不说。你要容许他犯错误 但是又不能让他们犯太大的错误。”再有 以前的工作方式是不管属下明不明白 他只要执行就好了。现在 王石要对那个做决定的人说：你是专家。“这真难出口。”王石说。
王石说 他之所以去登山 是因为需要新的挑战 重新找到平衡。
如何全身而退
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中 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们因为产权不明而在创始人退出的问题上费尽周折。
王石比较幸运 早在1988年就解决了万科的产权问题。当时深圳市政府很开明 与王石商量明晰万科的产权。王说五五吧 政府说四六。“给我六？”王石开玩笑。结果是国家六成 王石四成。“我当时心里想 别说是四六 就是二八、一九我都干。”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万科的资产只有1300万元。
王石最终把四成股份交给了全体员工。比起曾经和正在被产权困扰的企业家们（比如倪润峰、张瑞敏、郑俊怀等） 王石说自己是个案。王石认为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的退出都不是问题 关键是那些当初产权不明、现在规模变得庞大的企业 企业家的创始人价值无从得到体现。在王石看来 褚时健和赵新先代表了此种产权形式下的两种企业家形态：或者出现“59岁现象” 或者像三九集团一样疯狂扩张。
“不管褚时健偷偷从企业拿了多少钱 就是再少也肯定是违法的。这毫无疑问。但是也有像赵新先这样‘软着陆’的 你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只是企业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架子—企业不是我的 我就可着量地往大了玩儿。如果你给赵新先40%的股份 他绝对不可能这么经营企业。”王石认为 如果两害相权取其轻 褚时健式的危害要比赵新先这样的小得多—红塔集团现在也还是利税大户。“不是所有者经营企业 又没有一套规范 风险就非常大—不仅限于企业 它还伤害社会。”
类似海尔、春兰、三九、伊利这样的企业以后中国不会再有 但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所占的地位不可忽视。王石认为MBO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1999年 在将万科最大股东换掉的时候 万科可以发动团队力量筹集资金收购退出的国有股 但是没有那么做。“你的目的是发展 那么再扩股时你能跟进吗？中国的金融条件不能给你提供所需的资金。”王石说 如果企业不想做大 MBO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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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在中国是不可行的。但对于究竟应如何解决此类企业的创始人退出问题 王石尚无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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