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与经济政策的改变，城市化进程急剧加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与谋求个人发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对全国30个省市6万多户农民的调查，2001年全国农村共有8961万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而据2004年4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与失业》白皮书显示，200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已经超过9800万人。此报告还预计未来10年这部分人口将超达到1.76亿。这些农民，有的是主动离开贫瘠的土地寻找新的希望，而有些则是无谋开发、政绩形象工程的受害者，被迫失地、离土。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据说也已经高达36%，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城市化作为一个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加以鼓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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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几乎是赤手空拳地来到城市的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甚至令人绝望。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生存温饱问题也没有得到有尊严的解决。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城市远远没有作好接受他们的制度的与心理的准备。他们在城市里所受到的许多对待与他们以前作为一个农民受到的待遇一样，仍然充满歧视，无公正可言。虽然城市与城市中的居民已经如此地离不开他们，但城市只是利用他们，并没有想到如何接纳他们，与他们分享城市生活的好处，更没有从他们的遭遇发现城市建设自身的问题所在。农民在心理上，在现实生活上都仍然与城市、城市生活处于对立状态。
张新民的一张高楼擦窗工的照片，就典型地显示了这种对立。他从一个俯视的角度拍摄了这个在窗外工作的农民工。俯视所造成的强烈的透视关系使我们发现，这个民工与他周围的水泥丛林形成了一种人在城市如临深渊的险恶关系。而这正好最为雄辩地从视觉上定义了农民在城市中的处境。周围的环境对于他是冷漠的，他在城市这个空间里是无助的，可以作为援手的资源是有限的，就像他只能抓紧手中的这根绳子这样，他在这个城市中孤立无援。张新民通过抓取反映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与工作的具体瞬间与细节，提示农民在这个城市中的艰难挣扎。
从张新民的照片，我们还看到，农村中已经只有老人与儿童，大量的青壮劳力都涌入城市而致使农村空洞化。为合法地进入城市工作，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拍摄身份证件照片。而摄影作为一种制度手段，在这里马上显示出其作为权力控制的特性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作为视觉制度力量的介入。而他们贴在蚊帐中的美人照片与放大了的人民币印刷品，则集中体现了欲望的两个基本形态和现实与内心向往之间的巨大落差。张新民从现实中摘取的这许多瞬间，具体而细微地呈现了中国农民在城市中如何生存并逐渐转化为市民的过程。
当然，张新民所呈现给我们的农民工的生活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本身。但是，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的生活现实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当代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已经而且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当代中国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张新民，就是以他的摄影观看将城市化进程中的不被大众传播媒介注意甚至是有意遮蔽的暗部或者说“另一个部分”作了细腻的呈现。
在摄影中，尤其是在关注社会问题的纪实摄影中，摄影家与他的被摄对象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议论的焦点。其实，与里斯一样，张新民自己也是一个移民。他从一个四川的小城市流向了一个当时人人都心向往之的移民中心城市—深圳。这种经历也许是确保张新民始终能够以一种推己及人的体察入微的眼光，发现农民的艰难并搜集许多细节加以视觉化的根本保证。但是，与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城市新移民相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张新民与这些农民工处于不同的层面也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因为有这样的落差，这样的摄影就不真诚，甚至还有榨取之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也不可能这么简单地看待。
反过来说，没有社会阶层高下落差的平等，其摄影就能够是真诚的？我们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重要的是，拍摄者的关注对于现实问题起到了什么作用？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底层始终无法摆脱在他们的利益表达中处于“被表述”的宿命。而且既然是被命名为“底层”，无论谁来表述，除了“底层”自己，其实早就是一个“上层”表述“底层”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避免但确实需要尽量改变的现实。但如果碍于社会阶层的高下差异而不去表述他们，那么他们的处境与问题首先就面临无从让人知晓的问题。所以，问题首先不是由谁来表述才是合适的，而是有没有人表述。当然，由底层自己表述自己是理想的，但这有赖于社会体制的整体进步与他们自身状况的全面改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只是等待“底层”自我表述的开始而袖手旁观，那“底层”为此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底层”作为“被表述”的对象，是“表述者”的“他者”。表述者与被表述者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一致。由于经历、价值观、教育背景等的差异，指望双方一致认可的表述永远是天真的幻想。变形甚至是扭曲（最好不是故意的）则是必然的。但是，“底层”必须“被表述”，因为在“底层”获得自我表述的话语能力与基本权力之前，他们的境况首先需要“被知道”，而此时有人代言是必要的。只有他们“被知道”，才有可能为他们获得发展自身、表述自身的权利与机会创造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文字的、视觉的，抑或是文字与视觉的双重的代言，都是必要而且必需的。张新民的视觉与文字的代言，让更多的人们知道底层的存在与状况，就这一点而言，对于他们就有着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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